“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的冲突研究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新的证据”的存废考察/沈栩(3)
其次，“新的证据”有助于解决证据失权效力与例外规则之间的矛盾，起到缓冲的作用。在举证时限过后仍允许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无疑是对举证时限制度本身强制效力的一种冲击，或者说是对举证时限制度本身的一种特别限制。这便体现出一种价值选择，即发现真实与恪守程序二者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事实上各国立法对此都是在程序的硬性与弹性之间找到最佳折中点作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就如同法律的一般原则与例外规则之间的关系一样，一般原则在此是强行的硬性规范，而例外规则是个别情形下的弹性适用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英美法系的部分国家，比如加拿大，这种弹性表现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据情借助自由心证原则加以裁量，从而避免失权。而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其上诉法院很少接受新的证据，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拥有包括当事人所提交的所有证据的有关记录，包括双方律师的询问、证人证言以及所有未经提炼的法官裁决，它们能够为上诉法官提供如同一幅反映案件事实上的图画的功能与效果，这种证据关门主义严格规范了证据失权的效力。事实上我国《民诉证据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就是借鉴英美法系证据关门主义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我们也严格将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一律排除，否认其证据效力，这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我国没有建立完备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案件集中审理制度、律师代理制度等都尚未真正建立，故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来支持证据失权的运行。而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很明显对法官队伍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在我国目前是难以保证的。此外，从我国司法实践状况来看，很多当事人甚至为数不少的法官都还难以接受将超过举证时限的证据都拒之门外，要转变根深蒂固的绝对公正观念，切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会引起广泛的司法信任危机。所以我们将“新的证据”作为证据失权制度的一项例外规定不失为一个比较合理和可行的方案。
再次，“新的证据”可以作为当事人违反举证时限制度的一项救济，以维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从法的公正性角度来看，一项法律制度的存在，应当同时明确相对人违反该项制度后的救济措施，包括实体上的救济和程序上的救济，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会涉及到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举证时限制度也不例外，它意味着当事人超过举证时限提供证据的，将失去证据原有的效力，这一制度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能否实现。一旦超过举证时限，当事人将面临的损失很可能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救济途径，则是非常残酷的，也是有违法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将“新的证据”视为当事人违反举证时限制度的一项权利救济。在举证时限之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来试图挽回或者减小自己的损失，由法院来判断该“新的证据”能否作为证据失权的例外而进入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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