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的冲突研究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新的证据”的存废考察/沈栩(6)
（三）日本
日本民事诉讼法虽然是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的，并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但其并没有接受两国的失权制度。日本新民事诉讼法167条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要求，提出方当事人负有向对方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提出的理由的义务。至于法官是否采纳，则在听取当事人的说明后依自由心证决定。第157条规定，对于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提出的延误时机的攻击和防御方法，法院认为其目的是使诉讼终结迟延时，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裁定驳回。也就是说在日本逾期证据并不会失权，只有在法院认为当事人存在拖延诉讼的故意时才可能导致证据失权，且对这一规定能否会得到贯彻落实学者们抱有很大的疑问。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日本不存在证据失权的情况。日本的旧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失权制度，但由于在规定失权的同时又规定了一些例外，而法官在100%的情况下会适用这些例外规定，使证据失权制度与审前准备程序流于形式。总之，日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证据失权怀有强烈的排斥态度，这是我们在构建举证时限制度时必须注意到的。
（四）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为促进审理集中化，改采适时提出主义和集中审理主义，规定了证据失权制度，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276条规定，逾期证据不能提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例外：1、法院应依职权调查的事项；2、不甚延滞诉讼者；3、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而不能于准备程序提出者；4、依其他情形显失公平者。此外台湾一审失权的效力不延续到二审，在二审当事人仍然可以提出新证据，二审被发回重审的，二审失权效力自然消灭，当事人可以提出新证据。第447条规定，原则上二审阶段当事人可以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但如果经第一审整理并协议简化后不能再主张的争点，以及当事人意图延滞诉讼或者有重大过失而迟延提出并有碍诉讼终结的，不能再提出。因此在我国台湾证据失权的效果也是比较轻微的，原则上在第二审言词辩论前均可提出新证据，总体而言其失权效果重于日本但轻于美国和德国。6
通过以上各国（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我国的证据失权制度应当借鉴和采用哪种体例？是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还是宽松的证据失权制度？是绝对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还是相对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如果实行绝对严苛的证据失权，则将完全排除“新的证据”作为失权例外的存在，这是不公平的，造成逾期举证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因为当事人主观方面的原因而未及时举证，有的可能因客观方面的困难而不能及时举证，等等，如果不区分逾期举证的具体原因，一律使其产生证据失权的绝对效力，难以保证诉讼的实体公正，有关当事人也难以服膺7。何况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再严苛的德国都没有绝对地将所有超过举证时限的证据排除，而是规定“除了在不会延迟诉讼的终结或者当事人无过失，或者在不延迟诉讼的终结且当事人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逾期证据一般是失权的”，而且从“新的证据”存在的合理性分析中，我们也应当得出结论：首先“新的证据”存在是有必要的，我们的证据立法不能废除“新的证据”。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在肯定“新的证据”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我们究竟是实行相对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好还是较为宽松的证据失权制度好？应当肯定的是我国《民诉证据规则》对“新的证据”的规定使我国新建立的证据失权制度显得颇为宽松，以至于有的学者怀疑“新的证据”是否会成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翻版”。笔者认为这种忧虑不是多余的。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尚建立不久，处于起步阶段，要一步到位建立美国那样一套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是不可能的，相对宽松的证据失权制度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才合情合理。但是我们是否应当将证据失权的口子收紧一些，对“新的证据”重新进行相对严格的界定，以符合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要求，更接近举证时限制度的应然状态，这才是我们对“新的证据”存废之争进行研究考察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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