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罪犯减刑制度的新探索——“分阶段预减刑期”的思考/汤斌(3)
现代矫正理论的特性，就在于它强调了教育刑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扩大刑罚的教育矫正机能，压缩刑罚的强制威慑机能，积极引导人们走出报复性惩罚的误区，转而采取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即对犯罪人以理解、教育，感化和同情，并给予必要的信任和安慰，在潜移默化中使其增加对政府和热爱生活的良知，最终摆脱消极因素的桎梏重获新生。
2、法律依据
减刑是司法机关对于在服刑改造期间具备法定条件的罪犯 ，依照法定程序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根据《刑法》第二十八条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于监狱执行刑罚的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法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从这一法律明文规定。《刑法》第四条又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不允许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一适用法律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刑事领域的具体化，它具体体现在定罪上一律平等，量刑上一律平等和行刑上一律平等为实现这一原则，修行后的刑法协调了相关的法定刑罚。可以看出，罪犯只要在服刑期间只要达到法定条件，就有获得法律奖励的权利，且这一权利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所有的服刑人员都可能被减刑，前提是符合法定的条件，而不应再有一些比例数字来制约和控制，用数字比例来限制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定，有悖于现行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分阶段预减刑期”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分阶段预减刑期”着重说明了的是所有服刑人员都具有获得减刑的权利，至于能否减刑，主要看，其自身的改造表现是否符合标准达到法定条件。
3，激励理论依据
能够充分发挥减刑措施的激励作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不仅有思想而且有感情，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感情联系或者信任关系，这种感情和信任可以因某些因素而削弱或者因某些条件而增强，而且感情、信任往往成为主体积极实现某一愿望的力量源泉。恩格斯说，人们“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们行动起来”，这一著名论断成为现代管理科学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20世纪后期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提出了颇具影响的“期望理论”。其要点是：人们在行动中的激励力量或动力是一个人某一行动的预期价值和该人认为将会在达到预期目标的概率之乘积。公式为：激励力量或动力二期望值x效价(这里激励力量指的是调动个人积极性、激发内部潜力的强度。期望值是据个人的经验判断达到目标的概率即可能性。效价则是达到目标后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即主观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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