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叶知年(2)
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做出裁判。”司法部门和理论界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界定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一）“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确定
“‘盖然性’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的一种性质，或者说一种可能的状态。”② 所以，“盖然性”体现的是一种可能性，是可以被证伪的。这种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其客观原因。
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认识的准确程度受到认识主体能力和水平的限制。所以，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体有不同的认识。虽然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了“可知论”的观点，强调了认识的“绝对性”原理，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承认了认识的“相对性”原理，即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类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是有限的。这就使作为认识活动之一的司法活动同样存在证伪的可能。
其次，从司法活动的性质来看，法官在介入案件时，面对的是当事人提供的、客观性有待分析、真实性有待确定、关联性有待判断的证据。同时，由于时间的一维性，法官面对的证据完全可能是不充分的。除此之外，法官对客观事实毫不知情。没有客观事实可对比的法官亦不可能像科学研究那样，创造条件使案件重演。正是由于“法律中缺乏有穿透力和严格的理论，精密的测试设备、精确的语言、对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明确区分、资料的量化、可信的受控实验，严格的统计推论”③ 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司法认知活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司法认知是在特定的时间和有限的证据的情形下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是一种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为了形成对于那些无法由逻辑学和科学观察加以检验的事项的信念而采用的方法”。④“实践理性”是一个杂物箱，里面有掌故、内省、想象、常识、设身处地、动机考察、言说者的权威、隐喻、类推、先例、习惯、记忆、经历、直觉以及归纳。”⑤由于实践理性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使得司法实践存在不确定性和证伪的可能性。
最后，从法治的要求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在实践中存在案情简单、证据充分、认定的事实同客观事实保持一致的情形。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承认存在案件案情复杂、证据缺乏、认定的事实无法同客观事实保持相一致的情形。由于法治要求法律规定的广泛适用性，那么立法者在立法中就不能因为认定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就将其定为认定事实的标准，而忽视了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使“不一致的可能性”成为法外范围。法律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基本安排，它体现的是一种较低标准的要求。所以，将“盖然性”作为事实认定的标准，是符合客观事实、现实情况和法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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