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检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问题之探讨/王镭

侦检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问题之探讨/王镭
侦检一体模式的本土适用问题之探讨

检警一体化（又称侦检一体化）模式是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适用的一种侦查格局。其核心在于使检察机关参与并主导刑事侦查的过程，通过在侦查过程中把握侦查的进度及证据的收集，以达到为最终的刑事审判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的目的。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与其活动的目的性与国外的检察机关是一致的，但是现行的侦控机制却有其缺憾之处，限制了检察机关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改革现有的侦控模式，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的参与权与主导权从法制发展的长久利益来看是必要的。
一、现行控罪机制的缺憾
在现行侦控模式下，公检法三机关各司侦查、指控、审判职能。也是由于各机关职能的不同，在各诉讼阶段所追求的目的也不同，因而导致了诉讼环节的脱节。公安机关立足于案件的侦破，其主要任务、精力在于寻求案件的突破口，侦破案件，抓捕犯罪嫌疑人，而往往忽略了及时收集在审判中用于指控犯罪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尤其在公安机关实行侦审合一的改变后，由于预审环节取消，直接由刑警队向检察机关报卷。而刑警队主要的职能在于侦破案件，这就造成移送的案件难以达到起诉标准。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不断的退卷补充侦查，极大的降低诉讼效率。同时，由于现行的侦查监督途径主要是通过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过程中对卷宗的审查来完成。但是，违法的侦查活动往往不会在卷宗中予以明显反映，加之审查起诉阶段已是事后监督，这一效果自然不大。所以说，现有的侦控机制在降低诉讼效率的同时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1）现行的侦控机制难以保障合法证据的有效收集。
在证据的三要素中，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力的核心，它不但影响程序的合法性，也将对案件最终的实体审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排除非法证据，使之出现在庭审过程中，即使该证据能够客观真实的证明犯罪事实，由于其非法的收集方法，也不会被法庭予以采信，那么，公诉方指控的败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检察机关由于对案件的审查只是局限在预审卷宗上，没有参与对各种证据的采集，对证据合法性的认定往往出现疏忽的情况，从而导致庭审中的被动局面。在日前审理的李俊岩等8名被告人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案的庭审过程中，7名被告人同时翻供，并当庭提出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针对这一辩解，公诉人只能以要求被告人提出证据予以驳斥，而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明手段。这明显影响了指控犯罪的效果。
上述情况体现了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证据收集方面的缺陷。首先，正如笔者前面所述，由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担负的任务不同，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后移交公诉机关起诉，任务即完成，对于公诉机关是否胜诉，被告人是否被定罪，公安机关是不承担责任的。检察机关也无权命令或要求公安机关依照指控的目的再度调取相关证据。即使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对于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收集证据，原样拿回的情况也没有有效的控制。在我院与公安机关所作的联席会议纪要中规定，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在没有取得诉讼必要的证据之前，检察机关可以不收卷。但是此规定与法无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因为检察机关不参与侦查过程，缺少对侦查活动中收集证据的有效控制，即无法保障证据的合法来源。仅仅凭着对卷宗的审查，是无法完全保证所有证据的合法性的。非法证据没有得到有效排除也将直接导致控诉的失败。第三，一些能够指控犯罪的客观真实的证据由于在侦查过程中没有予以提取，从而丧失了收集证据的最佳时机。如一起运输假币案件中，被告人辩解对所携带的假币不明知，从而不构成犯罪。但是从抓获经过可以看出，查获时其身边的几名旅客均可证实被告人知道自己带的是假币。但由于公安机关忙于抓捕犯罪嫌疑人而没有对其他旅客制作询问笔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承办人认为几名旅客的证言十分重要而要求提取该证据时，由于当时没有记录当事人的姓名地址，这几名重要的证人已无从查找，这就使有利的证据灭失，从而影响了诉讼。诸如上述不利的情况在现有的侦控机制中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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