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及其矫正/刘长秋(3)
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并使法律的稳定性与其适应性相结合是我国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却为立法者实际衡量二者在维护法律权威过程中的分量并具体协调其相互关系设置了重大障碍，以致其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暂时牺牲法律的稳定性来成全其适应性。而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做法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因为它会将法律的应有权威置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法律要想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其权威性作用，就必须先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信任。但公众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只有稳定的事物才能给人以安全感，只有给人以安全感的事物才容易使人们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信任度。从法律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来看，法律最初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基于人们对秩序化自由的渴望，即人们渴望通过法律来建立一种能保障其适度自由的秩序，该种秩序能够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能够使其身心远离疲惫，使其生活保持安定与和谐。而缺乏稳定性的法律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显然难以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因此，公众所愿意且最终能够认同和信任的法律只能是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法律，绝不会是一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来换取相对适应性的法律；而缺乏公众认同感和信任度的法律是不可能会具有健康的权威的。从这一点看来，稳定性是树立并保持法律权威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法律权威的构建和维系也始终都离不开法律稳定性的支持与配合。而法律的频繁变动性，由于极易导致法律内容之间的冲突，且使人们无法认识、知晓或充分了解不断增多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使许多法律都难以真正起到指引、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会对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的损抑；此外，法律的频繁变动性还会带来执法者执法的障碍及司法者司法的困难，这必然会影响法律的实效，从而间接影响法律的应有权威，为权威瑕疵的产生打造了另一诱因。
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步伐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相应加大了法制建设的力度，先后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用法制来推进和保障改革开放的决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追求法治的良好愿望及与之相伴随的立法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许多法律树立和保持其应有权威；相反，由于过分追求立法的数量，我国法律的质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许多法律都含有严重的权威瑕疵。因为，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都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种成全在一定限度上挽回了法律的一点“面子”之外，却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例。1987年9月5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该法在实施后还不到8年的时间里便已问题层出，不仅因其严重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而无法适应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迫需要，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8月29日对该法作出了修改，而由于这次修改的立法指导思想仍趋保守，导致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仍旧无法满足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又被迫于2000年4月30日对该法进行再次修改。这三次大的修改，充分暴露了我国立法质量的缺欠，也使得该法的权威性骤减，以致许多人都不仅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所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不以为然，且甚至不认为该法也是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也都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这无疑为有关机关的执法增设了许多障碍。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一部法律便被三易其稿，这种情况在我国当代立法史上并非特例，相反，它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实践中一种很为普遍以致许多人都习以为常的现象。这种的现象之普遍其实在我国现行宪法的变动史上也反映得极为明显，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颁行的，迄今已进行了数次修改，其中，在最近的一次修改——即1999年修宪的尘埃刚刚落定，人们对新宪法的内容才刚有初步认识的时候，新的修宪活动便伴随着“三个代表”在党政生活中的确立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甚至还专门提出了修宪建议。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法制日益重视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法律在适应性方面所存在着的严重缺陷。而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缺陷的存在，以致立法实践中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弥补其适应性不足的缺欠，而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广大公众对立法内容把握难度的增加，影响了人们对立法本应有的情感和信任，从而最终引诱发了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使得不少法律都缺乏本应有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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