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哈贝马斯著(6)
古典的自由权利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具有相同的来源。
4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
人权当然还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得到很好的证明。但人权不可以把
它们专断地放到主权之上。确实，公民的法律自主观念要求法律的接
受者同时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又是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民主制度下的立
法者把人权当作是类似于道德事实的东西，而目的只要想把人权实证
化，那么，这种想法就会与上述观念发生矛盾。同时，也不应该忽视，
公民承担共同立法者的角色，他们没有选择媒介的自由，而只有通过
运用这种媒介，他们才能实现其自主性。他们只是作为法律主体参与
立法；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自
我立法的民主观念必须在法律自身的媒介中获得其有效性。
公民依据话语原则来判定所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他们这样做的
前提是交往。但是，如果这些前提本身想象政治公民权那样获得制度
化，就必须具有可以使用的法律符码（Rechtscode）。而要确立这种
法律符码，就必须明确法人的身份，法人作为主体权利的承担者，属
于自愿联合起来的法律团体，在必要时会有效地声张其权利。一般而
言，没有法人的私人自主，便不存在法律。作为一种结果，如果缺少
保障公民私人自主的基本法，便没有媒介能够使公民运用公共自主的
条件制度化。
因此，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互为前提，无论是人权，还是人民主
权，都不能宣称自己具有优先性。
这就表达了如下直觉观念：一方面，公民在私人自主受到平等保
护的基础上充分独立，这样他才能恰当地利用其公共自主；另一方面，
公民只有在恰当地运用其政治自主时，才能有效地控制其私人自主，
并相互达成一致。
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一直被迄今为止仍占据主
导地位的法律范式相互之间的冲突所掩盖。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认为，
经济社会应当用私法（主要是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来加以制度化，允
许市场机制自主运行。这一“私法社会”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立足于法律主体的自主之上；作为市
场的参与者，这些法律主体或多或少合理地追逐其人生目标。与这种
社会模式相对应的是下述规范期望，即社会公正能够通过保障公民的
消极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确定个体的自由空间而得以实现。
对这一立场的充分批判，产生了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反对意见是很明
确的：如果拥有和获得自由的能力要为社会公正提供保障，那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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