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生命权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期待利益损失/李红军(2)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有较大的缺陷，忽略了生育行为的经济意义，进而忽略了父母将来损失劳动能力的可能性。
在任何社会，生育行为均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国家和时代尤其如此，所谓“养儿防老”即是最通俗的表达，这方面的论著已经非常细致[2]，毋庸置疑。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28条的规定，如果父母在侵权致子女死亡时尚未年老、尚未损失劳动能力，则不享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那么等到父母年老体衰时，其赡养义务将如何承担？比如前述案例中的原告，她62岁或许可以务农为生，但65岁呢？又或患重大疾病呢？显然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本应得到的利益，而最高院《解释》第28条的规定原应矫正但却没有矫正这种不正义，违背了起码的正义观念。
论者或许认为原告的赡养应当由社会保障来承担[3]，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是《解释》第28条规定必然导致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违背了侵权法的宗旨-----补偿损害和遏制潜在的侵权人，既没有效益、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没有效益之处在于将侵权行为的间接损害后果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其实质是将应由侵权人承担的侵权成本外化为社会成本，等于是由社会来承担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无疑降低了加害人的侵权成本，将可能诱导潜在的加害人降低防御支出，从而增加了侵权发生的几率，而侵权发生几率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侵权成本的增加，因此《解释》第28条的规定让社会承担了私人的侵权成本却没有降低侵权发生的几率，其分配成本的方法是没有效益的。
其不可操作之处在于忽略了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现实。假如受害人父母属于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地区的农村人，在侵权赔偿诉讼终结后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那么其赡养问题将如何解决？
笔者认为，出现前述问题的原因在于《解释》第17条、第28条的规定将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的赔偿纳入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之中，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
三、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的赔偿应作为一项独立的赔偿项目；
笔者认为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与其他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之间至少存在如下差异[4]：
从范围上看，前者的范围大于后者；在侵权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间接受害人大致包括受害人的父母和其他由受害人抚养的被抚养人，其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可以是可得利益损失、也可能是可期待利益损失，而其他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仅限于可得利益损失。由于《解释》第17条、第28条没有区分赡养费损失和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因此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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