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二)/王政(3)
二是罪中因素。即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大小的各种因素。主要有犯罪人的责任能力、犯罪的起因或动机、犯罪的目的、犯罪的罪过形式（故意或过失）、犯罪的方法、手段、对象及时间、地点的选择等。例如，因无钱给父母治病而盗窃，比为奢侈享乐而盗窃的主观恶性小；故意犯罪比过失犯罪的主观恶性要大得多。
三是罪后因素。如犯罪后是否自首、认罪态度好坏、有无悔改表现、有无销毁、隐匿罪证、妄图逃避制裁等表现。一般说来，犯罪后自首的、认罪态度好、有悔改甚至立功表现的，表明其主观恶性小；反之，则说明其主观恶性大。
以上三方面因素，对于任何一个犯罪人而言，都会或多或少地具备其中的一些因素（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是必须具备的），它们共同决定了特定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其中，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即罪过，是决定主观恶性大小的最基本因素，它决定了主观恶性大小的基本程度，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三、相关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
对任何行为实施犯罪制裁，必须确定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体现。任何犯罪都必须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因而刑事违法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只有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才能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对于法官来讲，只能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实现罪与刑的相适应。在我国，刑事违法不仅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包括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补充规定或决定，以及国家颁布的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严格遵照上述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既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要保证没有刑事违法行为的人不受刑事法律的追究。同时，还要求在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兼顾刑法总则与分则，通盘考虑，二者不可偏废。刑法分则对于特定的刑事违法行为即特定犯罪，规定了一定幅度的法定刑，这是对特定犯罪适用刑罚量的基本依据；在具体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还应在刑法总则规定的量刑原则、量刑制度的指导下，考虑犯罪人及其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总则的某些法定情节（如主犯、从犯、累犯、自首等）的规定；而且还应当根据刑事立法的精神，将影响社会危害程度乃至最终影响刑事责任程度的有关酌定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只有综合以上因素，才能保证定罪量刑准确、适度、才能真正贯彻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原则。
以上所说的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客观危害、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相关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首先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客观危害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二者统一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主观内容，而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客观危害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内容，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具有质（存在）的统一性。其次，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客观危害在程度上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二者具有量（大小）的统一性。例如，用硫酸毁人容貌和用棍棒致人伤残其所反映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一样的，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也是有差别的。最后由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共同构成的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违法的基础，而刑事违法则是社会危害性的法律反映。因此，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只有对以上三因素综合考虑，才能真正贯彻和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使刑法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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