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跃：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温跃

温跃：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温跃(23)

4.2 von Kries举例说明如下：虽然一个人可能泛泛地说起“死于肺结核的频率”，但是为了评估其发生的概率，我们就必须知道它在某一其他类型事件所占的比重中所表现出的频率，例如，在特定的一年里，在英国死于各种原因的人数。相对于在特定一年里英国的总人口而言，这个比例与死于肺结核病的人的死亡相对频率显然不会相同。有一定比例的人会感染肺结核；从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推断出人类感染肺结核的客观概然性；矿工感染肺结核的比例较高，从而他们感染肺结核的客观概然性也就会较大。因此，一个人成为矿工就会被认为增加了他感染肺结核的概然性；假若他没有成为矿工，就不会感染肺结核，那么，这就被认为是他感染这种疾病的相当原因。von Kries承认，它的被增加的概然性这一更为严格的概念，并不能按照数学那样的精确性加以适用；在相当原因和非相当原因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Hart《刑法中的因果关系》P426）

4.3 根据von Kries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不去计算人类或英国感染肺结核的频率，也不会去计算矿工感染肺结核的频率，而是根据常识或直觉认定矿工感染肺结核的客观概然性相对于人类感染肺结核的客观概然性极大地增加了，因此，一个人成为矿工就是其患肺结核的“相当原因”。

4.4估计von Kries的思路被后来的环境污染案件中因果关系判定时使用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所借鉴，其量化方式为通过统计数学公式算出污染群体相对危险增加度（ERAP）值来进行判断，若 ERAP 值到达高度盖然性（80%）标准，则可据此认定危险因子和群体危害结果间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比如，：比如要判断危险因子和特定疾病在A区域内的因果关系，则将受危险因子污染群体的A区域（暴露组）与未受危险因子污染群体的 B 区域（非暴露组）进行对照；假设暴露组的 A区域共100人、其中50人发病，非暴露组的B区域共100人、其中10人发病，则暴露组发病率为50%、非暴露组发病率为10%，相对危险增加度（ERAP）值则为（50%-10%）/50%=80%，这样便达到上述高度盖然性（80%）标准，可判定危险因子和特定疾病在 A区域内存在疫学上的群体因果关系。（黄礼登石博升《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限制》）

4.5把在概率量化超过80%时认定危险因子和特定疾病在A区域内的因果关系这一做法，在民事诉讼中也许还可以尝试一下，但在刑事诉讼中难以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相容，在法学界仍有较大争议。其实，von Kries并不真的像疫学因果关系理论那样去计算和比较客观概然性，他只不过借用人们对数学及其客观性的尊重，拉大旗当虎皮得出“增加了这一损害发生的“客观概然性”这一结论，并把这个结论作为判定因果关系的标准。”“确实，对相当原因理论本身的表述有时并不使用上面这种严格的形式，而是以一种较为随意的形式来表达，即根据人类的经验和在事件的一般过程中，如果一个条件有伴随发生这种结果的趋势，就说它是这种结果的相当原因。” （Hart《刑法中的因果关系》P425）由此可见，von Kries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号称是根据客观盖然性来判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但实际上仍然是借用人们的常识和直觉来比较是否增加了“客观盖然性”，从而判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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