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受贿案件被告人被当庭无罪释放的法理评析/林号兵(3)
目前司法部门仍然存在“‘疑罪从无’会放纵坏人”的顾虑，使“疑罪从无”这一法律原则的贯彻远不能到位。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时候，究竟是“错放”还是“错判”，这在法律界曾引起多次争论。就个人的观点，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考虑，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社会上，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了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会放纵了真正的罪犯。所以我认为错判的危害远远大于错放的危害。放纵犯罪当然不应该，但当没有足够定罪的证据时，那只有放纵并且必须放纵。况且这样做还未必真的就是放纵，因为被指控人事实上到底有没有罪还是个疑问。即使真的因为证据的原因不得不放纵了一个罪犯，那也只是污染了水流。而当我们基于一种“正义”的冲动，忘记了“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导致了一次不公正的审判，那么其后果要比放纵一个个案的罪犯严重一千倍，因为这时我们是在污染水源！我们愿意将这种放纵看作是一种代价，一种成本，一种必要的丧失。矫枉过正有时是必要的，毕竟，我们现在正处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
由于证据不足，涉嫌受贿的段某被法院宣告无罪，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障功能，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确保无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这是我们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人民法院司法观念的进步。“在我国当前，大多数错案都不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当，而是因为认定的事实有误，这些都与证据有关。”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轻视证据是一个国家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疑罪从无”的原则还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司法公正观念，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就是首先要保护个人的权利还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的传统是为了社会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立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整体公正，即法律的普遍公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法律个案的公正。司法活动围绕具体个案进行，因此，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必须从一个个具体案例做起。
段某虽然被当庭释放，但此案并非完全了结，本案的9万美元盗窃案及收受贿赂的事实或许是客观存在的，法院的一纸判决是从程序上而非实体上作出的。因此，此案的落脚点是“不得确定为有罪”。因为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得确定为有罪”未必就意味着“被推定为无罪”。“不得确定为有罪”解决的只是暂时不再被称为“罪犯”或“犯罪分子”的问题，但这也并不一定就不再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不是说就是无罪了(不管事实上无罪还是法律上存疑无罪)，也就是说还处于“罪与非罪真伪不明”的状态，这就是与真正“无罪”状态最核心的差别。也是我国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落脚点。此案如果司法机关发现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段某有犯罪行为，仍然可以随时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所以本案远并未就此结案，这是国家法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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