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的多元化价值目标/沈荔娟(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使效益开始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导入法律。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表现和必需。在每个社会形态，在每个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反映其所处的特定的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有限的资源（尤其在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效益的社会，即以最少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收益，乃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紧要任务。
①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简而言之，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不浪费，或尽可能好地应用可用资源。”①这里的“资源”也不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而包括了政治资源、法律资源、文化资源等一切可以被人们利用的东西②。
在经济学领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指南》中指出，如果不存在另一种生产上的可行配置能够使该经济中所有个人都感觉同原初的配置相比至少同样好，或者更好些，那么，这一种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即“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这是经济学界迄今所能给出的明确界定的有关经济效率的概念③。
在法理学或法学的语境下，除了关注经济学领域的效率，还侧重法律运行本身的效率，即立法、司法、执法等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法律效率价值，就是指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活动，归根到底，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社会财富，还能保障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不可能使至少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好(按他自己的估价),同时又不使另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坏(同样按他自己的估价)④”的最适宜状态，从而充分广泛地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
1．1．2 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追求目标
反垄断法虽然是以竞争为保护对象，但保护竞争机制的目标不是为维护和促进竞争而维护和促进竞争，而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追求效率本来就是经济法的特点之一，作为经济法子系统的反垄断法，将效率价值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是由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
作为反垄断法核心价值的社会整体效益，是指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乎社会需求的有益效果。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法律价值是着重于维护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⑤。笔者认为，以社会整体效益为价值取向是反垄断法自身的要求，“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⑥”，“竞争政策法既然是规制和防止通过市民法所形成的垄断，因此，它也就是国家对超越市民法界限所施加的经济干预的法律，这不外是我所理解的经济法”⑦。因此，作为经济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从一开始就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整体效益而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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