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的多元化价值目标/沈荔娟(9)
②赵万一， 魏静 著：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8-112页
③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211页
④王 巍．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5437
上更科学，更能实现“竞争”作为价值目标的功能作用。
《反垄断法》（草拟稿）中实际上确立了“四元”的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四个方面予以一体化的保护。而目前的《反垄断法》（送审稿）已经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立法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 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基准上。送审稿对“保护经营者”的删除，并不能掩盖反垄断法有益于经营者的事实，因为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所以其并不是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学者认为这个立法目的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
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而且，国外反垄断法将其作为重要标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立法者保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内容，也有自身的合理性。对于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的方法就是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做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①。
上述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可将之分为效率目的和非效率目的两种，藉之于分析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较为可取。采纳多种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反垄断法在适用上的冲突和不一致的危险。立法上并没有以对各种目标之间的顺序和轻重做出说明，对此仍然具有模糊性，需要加以界定。因此必须在效率与非效率目标之间进行必要的选择和协调。一国的经济理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适用也有很大影响。在现代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对反垄断法原则的深刻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竞相采纳“效率来自竞争”的经济效益原则②。然而，如前所述，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反垄断法作为其子系统的法，必也以社会的整体效益为其根本价值目标。经济范畴内的效率与非效率，“在法理学的视野内，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③”。因此，笔者认为处理目的之间的冲突原则是：如果效率与非效率这两大目标均有价值，那么，凡是在二者发生冲突的地方，都应坚持调和。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为了效率而牺牲一些非效率目标，有时又会为非效率目标而牺牲一些效率。但任何一种牺牲，都必须作为增进另一方的必要手段，否则便没有理由这么做。正如奥肯所说的：“平等（可以视为是非效率目标）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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