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高军(3)
对于现行的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因为是由行政部门主持，其中立法和公正性不得不令人产生合理的疑问。事实上，在劳动仲裁中资方往往有更大的甚至是完全压倒劳动者一方的优势。劳动者申请仲裁，必须要交纳仲裁费，而且必须在申请仲裁期限内提出（其期限过短，与民法通则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限不符），如果对裁决的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废除这一前置程序，设立劳动法院或者在法院中设立劳动庭，采取“特别的简易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纠纷，减轻劳动者为解决纠纷获取正义的成本付出呢？
对法院的诉讼程序也一样，我国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６个月期限、简易程序３个月期限，然后是诉讼费、申请执行费，想通过诉讼来获取正义，当事人的付出不可谓不大。众所周知，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先有人民后有政府，政府是人民社会契约的产物，人民交税作为购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法院属于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机构，人民已经交了税，法官亦是人民养活的，为什么人民有纠纷时向法院提出诉讼时还要交费呢，适当地交纳些案卷的装订工本费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采取按案件争议的标的额一定的比例的标准来收取呢？常识告诉我们：标的额大的案件不一定复杂，法官的付出不一定更多；同理，标的额小的案件也不一定简单，法官的付出也不一定就少。按照案件标的额收取的诉讼费的合理解释何在？
笔者认为，诉讼当然要付出成本，但对民众而言，过于昂贵的诉讼成本只能使人们在法院门前却步，西谚亦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另外，只有尽量早一点终止在某一点上才会有正义（无休止的再审与正义的要求不符）。为此，我们的司法实有通过改革以进一步减轻当事人负担及提高效率的必要。
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公平优先——当代法律效率与公平价值的选择。
改革开放至今，发展生产力、尽量快地增长GDP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立法，尤其是经济、社会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往往把促进经济增长即效率放在第一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些年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社会各阶层所享有，先富起来的越来越富，社会贫富悬殊已接近危险水平，我国已迅速地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王斌余案查以看作是其中矛盾冲突的极端的表现。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党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是非常及时、有深刻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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