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资委可否当行政诉讼被告”案说起/谷辽海(2)
从基本案情来看，广来公司与“丰田纯牌”之间发生财产所有权争议时，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国资委对于广来公司所享有的权利是股东权利，也就是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由此来看，国资委是广来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当事人，与广来公司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而国资委出具的《产权界定函》又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行政行为。就《产权界定函》形式来看，是国资委在相对方的申请情况下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做出的答复行为。我们从该答复意见的标题和内容来分析，显然是对存在争议的财产权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的行政行为，即行政确认行为。
既然国资委是国有公司的股东，又怎么能以第三者的身份，从客观、公正的立场行使行政管理权力呢？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国资委又如何能够保证以第三方公正和客观立场来评判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争议呢？
笔者认为，如果允许这种情形合法存在，那么国资委的行政权力必须受到相应的限制。在既享有股东权利又享有行政管理权力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以限制权力的行使。正如前述案件，当国有公司与其它组织发生财产权争议时，应该明确属地管辖和级别管辖原则，应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否则，在行政权力无所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会对司法权力构成冲击，对弱势群体造成伤害，类似案件还会层出不穷，受害企业遭遇行政权力侵害而投诉无门、法院之间面对行政权力来回“踢皮球”的尴尬现象还会不断演绎。
总共2页
[1] 2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