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的“福音书”——洛克《政府论》研究/贡太雷(5)
每个人在加入社会时交给社会的权力，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决不能复归于个人，而将永远存留于社会中，因为若不是这样，就不会有社会，不会有国家，而那样是违背最初的协议的。同样地，当社会把立法权交给了由若干人组成的议会，继续有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掌握，规定了产生后继者的方式和权力，那么，只要政府继续存在，立法权就决不能复归于人民。但是，如果他们规定了他们的立法机关的期限，让任何个人或议会只是暂时拥有这种最高权力，或者如果掌权者因失误而丧失了权力，那么在统治者丧失权力或规定的期限到期时，这种权力就复归于社会，人民有权作为最高权力的行使者，继续由他们自己行使立法权，或者把立法权交给一个新的政府，或者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给他们认为适当的新人。
（三）人权与公民权思想
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家们在社会契约的思维模式里，令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关系表现的淋漓尽致。人仅是作为一个体而存在的，就像原子一样；国家社会也不是从来就有。人人享有自由、平等，通过契约—恰恰是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国家；通过契约，从自然状态建立了“公民”的状态，从“人”变成“公民”，“公民权利”取代自然的权利。国家是因目的而建立，目的即保障人的自然权利。基于此，霍布斯提出了契约的缔结其首要目的是提供安全，只有建立某种绝对的统治权才可能；这样就建立了一种绝对统治，社会契约变成服从契约。洛克则不同意开明专制的理论；基于他的契约理念，洛克则强调，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人的各种自然权利：他的自由、他的财产和人人平等；因此，通过社会契约而建立的国家也受到这些权利的约束；根据社会契约，执政者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原始的人权，是公民的受托管理人：管理自由、平等和财产。
（四）法治思想
作为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的结果所发展起来的东西就是法治国家的理论，它是建立在承认人权、公民权的基础之上的。洛克认为，基于契约的目的而引申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就是那个社会所制定的法律。立法权是最高权力，而且一旦共同体把它移交在某些人手里就是神圣的和不可改变的，但这种授予必须是全体人的一致同意，并且正如洛克所说：
社会给予他们的委托以及上帝和自然法对各种政体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所定的界限：第一，它们应当以正式公布的固定法律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宫廷权贵和乡村农夫都一视同仁，不因特殊情况而有所改变。第二，这些法律知识为了人民的福利这一最终目的，此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能对人民的财产课税。第四，立法机关即不应该也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其他任何人，也不能把它置于并非人民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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