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杨日旭(7)
3、Organization for A Better Austin v. Keefe, 1971：六○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国会遂通过一系列人权法案，禁止住宅歧视。芝加哥区为美国黑人集中之都市。在新人权法案下，黑人乘机在白人区Austin一带购置房地产。不料房地产经纪施用各种欺诈手段，使白人区之某一白人屋主将其住宅售与黑人，一旦成交，黑人迁入，该区白人即惶惶不安，恐惧住区变坏，房价暴跌，于是纷纷竞售。因而造成整条街巷溃烂（block-busting）及“恐慌大贱卖”（panic pedling）。于是，Austin区行政官员为挽救此一危机，遂向法院请求颁发禁令，禁止白人屋主结队散发宣传小册，亦不得强迫其它屋主签具拒售保证。联邦法院认为此一地方法院之禁令即系违反宪法规定，危害屋主之基本言论自由权。
总之，联邦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颁发禁止游行或户外集会之禁令亦采严格监督主义：第一、地方法院颁发游行禁令，原则上许可；第二、法院片面所作之缺席禁令则属无效。
（三）对游行时宗教团体或政治团体使用之扩音卡车之管制：
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为扩大宣传效果，往往雇用装有扩音设备之卡车，在许多公共场所，人口众多地区，或交通拥挤之大街通道，使用扩音器大声喧叫。结果许多商店及行人均无法不受此种噪音之干扰，致影响其工作及安宁自由权利。以下两案均涉及此一问题：1、Saia v. New York, 1948：此案系涉及耶和华见证人会教徒Samuel Saia未经取得地方当局之核准而在Lockport城大街以扩音器之卡车流动喧教，经地方警察人员取缔并移送法院审判定罪。被告不服。历经上诉，终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认地方所订之限制噪音之规则系毕予警察局长以无羁裁量权（uncontrolled discretion）对言论自由权作事前限制而违宪。最高法院指出言论自由应居优先地位而加保障。2、Kovacs v. cooper, 1949：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九四八年Saia v. New York所持之立场于一年之后即有所修改。在最高法院释宪历史中，以后案推翻前案或以前之少数转为后案之多数之实例甚多。时代在变，司法错疏时生，故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改变前案之立场无足为奇。Saia v. N. Y.及Kovacs v. Cooper两案有同有异相同之点即两者均涉及明显之宪法权利（言论及集会自由）与日渐重要之个人隐私权（即宪法第九条修正案之所谓有“不受干涉权”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之冲突。所不同者，前案系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权限制政府之警察权（包括及核发许可证等），而后案系最高法院以他人之隐私权又限制言论自由之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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