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与劳教戒毒模式的比较研究——兼论两种模式的冲突与协调/李颖(2)
2、治疗对象的身份定位
TC首先认为药物滥用者是一位因吸食不良物质，其人格和心理发育受阻，甚至倒退，必须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的病患者，所以在注重生理恢复、心理康复的同时，更主张“给予他们‘有责任的关心和爱’，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这是TC治疗的基础，基于这种融洽、信任和关爱，居住者便能够主动地按照医生的要求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情感，努力挖掘“个人经历”这一重要资源，充分利用“成就”、“成就感”这种动力体验，坦然接受来自医生以各种方式实施的激励和鼓励，自觉效仿为己树立的“成功个案”，从而树立信心、坚定信念、保持操守——这便是TC治疗中成功的良性互动，也是目前我国强制戒毒模式所欠缺的品质。
劳教戒毒的首要规定性是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惩戒，戒毒功能次居其后。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戒毒对象首先被贴上了违法行为人的标签，而不是TC中应受医生呵护的“病患者”，受到否定性评价的不仅仅是其行为，还包括整个人本身。
3、治疗效果的评价定位
TC对居住者是以生理恢复、心理康复、良性行为方式的形成为评价指征的，评价指征以健康问卷、心理测试量表、行为量表等实证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其测量指标是经过大量调查问卷、临床实践、统计学处理的量化数据表达，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劳教戒毒模式对治疗（改造）效果的评价则仍然定位在传统管理模式中规定的日常行为表现、劳动定额的完成及在各类竞赛活动中的特别表现上，将劳教戒毒人员的戒毒成效课以传统评价标准，而非实际的戒断情况，是很不科学的。这就与TC形成了鲜明的评价反差。
二、TC与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
1、价值内涵中的传统与现代
笔者以为TC的价值内涵应包含“生物—医学—行为模式”的治疗理念。传统戒毒疗程（当然地包括强制戒毒），无论是治疗方案的综合性，还是控制手段的多样化，实际上都只完成了戒毒的初始步骤——生理脱毒，单纯的生理脱毒并不能使戒毒人员真正戒除毒瘾，忽略的却是更为重要的生理脱毒之后心理、行为、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康复治疗。药物成瘾不能仅仅归因于生理依赖，而要着力解决也着实难以解决的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心理或精神依赖。“生物—医学—行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崭新也更为广阔的视野——从生物学领域寻求致瘾诱因、致瘾因素、成瘾机制、成瘾表征，在医学平台探索戒除路径、戒断方案、戒断医学评估，并将倡导建立健康行为模式作为戒除毒瘾、保持操守的戒毒工作的重要内容。
与TC截然不同的是，劳教戒毒的价值内涵却表现在预防，体现于教养。劳动教养“预防”功能的价值定位缘于法规制定时的治安形势及政治需要，在被赋予戒毒使命时，并未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使得劳教戒毒也沿袭了母体（劳动教养）的“性格”——预防——将对吸毒违法行为的打击仅仅定位在维护“社会主义的良好秩序”上。时至今日，预防的“性格”依然如故，这只是一个层面。另一层面便是教养，教养的提出既缘于处理“不够判刑，但又游手好闲、违反法纪”的“坏分子”的政治需要，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养哲学，又深受马克思改造人的学说与中国预防犯罪实践的影响。正因此，劳动教养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内涵。与预防功能不同，教养被赋予了新时代的意义，日渐突出其现代矫正内涵：“……以教育感化为主，并辅以治疗，制裁为次；通过教育、医疗，使违反法律的人又成为合格的公民回到社会，而不是要消除、隔离、报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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