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劳动教养人员适用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处罚程序的思考——辛普森案的启示/李颖(6)
取证程序合法
与缺乏证据意识相类似，在我们的执法思维中，程序意识也是一样的淡薄和缺乏。倘若证据不为我们所重视，那么我们对待取证程序的态度就当然地无异于漠视了。为什么要重视证据，这个命题已成公理。但为何还要重视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这就须要以一个理性执法的态度去理解和接受。正如辛普森案给我们的启示：“如果国家机器都作假了（伪造证据），那就太可怕了！（所得出的结论还可信吗？）”和强大的国家权力相比，公民（劳教人员）个人的合法权益是多么渺小，正因此，出于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需要，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执行法律，以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确保执法公正（法治）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法律价值的最大体现和最终归宿。
从证据学的角度讲，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就必须已经掌握充分的证据，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否则该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被起诉，行政机关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风险）。同时，一切超过举证期限的补充调查的证据都因构成“突袭证据”（Surprise）将不被采信。应当清楚，依法行政所依据的法律，不仅仅是实体法，还有与实体法同等重要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程序法。
综上，重视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便不难理解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公正的价值要高于实质公正的价值，理由是，程序公正的实现不仅意味着其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且还伴随着实质公正目标的实现，这也正是程序价值最大也最真切的体现。
回到实务中，其执法现状就不得不令人堪忧了。在对劳教人员适用延长劳教期的处罚案例中，有相当比例的卷宗材料只有当事人供述（讯问笔录），缺少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其他重要证据材料的支持与补充，这势必要影响到证据的证明力。即便是讯问笔录，也存在制作上的诸多问题，主要有：
（1）要素记载不全面。笔录类文书一般应包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情节、手段和结果等要素，如果缺少其中的某种或某几种，便会影响该笔录的效力。例如，在劳教人员斗殴案件中，参殴人员是徒手还是持械，所持是钝器还是锐器，攻击的是一般部位还是要害部位等等，这些都应是笔录记载的内容，有的细节甚至能够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正因为疏于对文书制作细节的重视，从而影响了笔录的效力和证据的证明力。
（2）笔录用语不规范。主要是方言、土语过多且没有注解，并且有关法律术语的运用欠缺严谨，有失规范。
除此之外，在部分单位、部分民警身上还存在“一人审查、单独裁决、独自执行”的违反程序的执法现象。如讯问劳教人员时，须至少两名以上民警同时在场方可进行，而有的民警或出于省事的目的或根本不知其然，就做起了“审判官”，操起了生杀予夺之大权，判起了“葫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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