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与社会公正/苗 勇(6)
4、弹劾职务犯罪人，促进公共权力依法运作。
权力是抽象的，它不是自动机器，它的载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其运作必须由自然人来承担。公共权力依法运作，就能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而违法操作，必将破坏公平正义。然而，遗憾的是，从政的自然人，尽管有一定的素质要求，但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带有人性恶的一面。他们都是生活在尘世中的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私利。而私利一旦经私欲的中介与公共权力结合，就必然会生出腐败的畸形儿。故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谈到法制建设时，提出了一个“无赖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在设计制订法律制度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这样的观点，从一般角度说，十分偏激，缺乏科学性。但就制度建设而言，有其明显的合理性。
如何控制权力，使它能够依照公共权力的属性，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至于异化为谋求私利的工具，革命导师都有自己深刻的看法。列宁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 (23)列宁认为，由于官僚阶层的存在和旧社会的影响以及新制度的不完善，无产阶级国家内也不可避免存在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与民主的格格不入，促使列宁把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一项极其重要任务。在列宁看来，实现这任务的主要措施就是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这里，列宁是把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作为同步过程强调的。他说：“应该有更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的铲除官僚主义和特权莠草。” 为此，列宁所提出的检察权概念，不仅是对刑事违法和民事违法实行监督（列宁在1922年给苏俄司法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提出国家干预民事案件），还包括对行政违法的监督，即监督国家机关和干部是否遵守法律。而且列宁所强调的正是这后一面。因为机关干部执法、守法，对于建设法制和精神文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24)基于同样的立场，邓小平也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就必须要有群众监督制度，使人民对官僚特权者“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5)这个专门机构，当然包括了检察机关，它承担着职务犯罪监督的重任。
由检察机关直接行使对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检察制度的共同点。“反贪污贿赂在各国基本上都与检察监督密切相连。在一些国家，某些常设或特命的执法监督机构（如检察院、检察长）或咨询性对策机构（如调查局、调查委员会、廉政署），长期地开展反贪肃贪的调查、侦察、监察和指控，以利于更有效地预防、侦破和制裁贪污贿赂行为。”(26)这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检察权的宪法地位属于行政性质，由于身处于行政机关之中，带来了查办高官困难的弊端，这个问题在“水门事件”中暴露得尤为突出。为此，国家专门设立了针对政府高级官员的司法调查和检控的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由联邦上诉法院的一个三人法官小组任命，在任免程序上脱离了行政系统，使这一职务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对前总统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不依不饶的调查，充分体现了独立检察官的价值和作用。从独立检察官制度的建立，我们不难看到美国检察制度所存在的独立性不够的问题，也证明了检察权在惩治职务犯罪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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