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与社会公正/苗 勇(8)
以专门的法律监督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诞生，更是为了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以实现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各种权利的公平正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又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虽然主要的分裂势力已经被消灭，但国内的分裂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特别是地方分裂倾向还很严重，全国的法制不统一。为了克服分裂现象，维护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公正，列宁强调指出：“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36)因此，列宁认为，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个国家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是法制的监督机关，是“法律的维护者”，是“国家的眼睛”。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正是以列宁的检察监督思想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我国也是同样。检察学专家王桂五说，我国检察制度，是“运用列宁关于检察机关的指导思想，把维护法制统一的任务赋予检察机关，并且把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37)
可见，检察制度是由国家政治制度分化出来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大家一致公认，“无论哪个法系、哪个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是以检察权与审判权相分离为前提、以公诉活动为主要形式、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为宗旨的，并且这种检察权都是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门主体来行使的，而这种主体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8)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检察权是社会公正实现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
2、从检察权的丧失，看其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意义。
当检察权丧失时，社会公正必然受到严重损害。
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曲折的过程。第一个曲折过程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到1960年底。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左”的思潮，其具体表现就是法律虚无主义，轻视法律，否定法制，主张执法的工具性和任意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竟然批判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项原则，也批判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认为法律和法律监督束缚了群众运动，束缚了专政机关的手脚。于是，检察机关被看作可有可无，而受到了严重削弱。1960年秋季精简国家机关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公开提出取消检察机关的主张，说什么：“过去没有检察机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也搞得很好吗？”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谢富治主持下的中央政法小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将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的报告。针对这个情况，次年一月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作了汇报和请示。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检察制度，是列宁的国家学说的内容之一；我国是个大国，更需要从法制上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法制的统一。这个意见，得到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终于刹住了对检察工作的取消风，从而检察工作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总共13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