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与社会公正/苗 勇(9)
在这一曲折时期，检察工作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正常的法律监督业务难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了戕害。据查到的历史资料，1962年，山东、辽宁、贵州、甘肃、安徽等5省办理违法违纪案件8627件，平均每省1439.33件。这些违法违纪案件，大部分是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而且这只是查到了一部分案子，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尖锐指出：“现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够。要把工作快做起来，办案还要做，当前要注意抓一下严重违法违纪。”(39)可见，检察机关被削弱时，社会公正就被损害了。
第二个曲折过程是文革十年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政法机关遭受到严重破坏，而检察机关受害最为严重，检察机构被撤消，检察制度遭到彻底破坏，检察工作全部被迫停止。1968年12月，谢富治授意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撤消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提出检察院全是抄外国的，早就应该撤消。由于毛泽东晚年轻视法制建设，作了“照办”的批示。这个文件下达后，先后撤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撤消检察机关的极端错误做法，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肯定，中国的法制建设跌入了最低谷。(40)
由于法制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尤其是检察机关被撤消，公民的权利便遭到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侵害。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谈到复查纠正文革中冤假错案设计透露的数字，“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共判处了刑事案件120余万件，截至今年6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复查了113万多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多件，普通刑事案件86万多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1万多件，涉及当事人26.7万多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7.5万多件、18.4万多人，普通刑事案件7.6万多件、8.2万多人）。反革命案件中冤错比例约占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普通刑事案件中冤错比例约占9％。上述已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包括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案件2.6万多件，2.8万多人。邓小平在一九八0年一月说：“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41)这么多冤假错案产生，是与检察机关被“砸烂”直接相关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燕颇有感触地说：“直到现在，人们对没有检察机关的时代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被蹂躏的状态，仍然记忆犹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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