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视野中的法哲学研究/贡太雷(3)
希腊人的人生观念、政治生活在悲剧中得以完美体现：在悲剧中，希腊人首先解释什么是一个快乐的和完全的人，并认为这样的人必须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康的灵魂；认为秩序与和谐是善的品行，而骄傲为极度的自满、野心为非分的希望,都是希腊人所痛恨的,是为神所不容的。善和美是人类的两大理想，这样悲剧就有了社会教化作用。亚氏认为，“悲剧是模仿一个严肃而本身完整的行动……以剧情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感，借此达到此等情绪之净化”。【10】黑格尔对亚氏的格言作了新解释：“在单纯的畏惧和悲剧的同情之上还有和解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悲剧通过永恒正义的景象而提供的，永恒正义有绝对的权力来处理各种片面的目的和情欲的相对合理性。”【11】这样，悲剧的内部矛盾的最大化最后由永恒的正义或超越主人公的片面正义之上而达到和解。
在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两点：一是人即使是面对着无穷的宇宙或各种人生的无奈时，还是要坚定地活下去，这是因为人的内在有一种尊严。二是悲剧是冲突的矛盾集中化，而各种矛盾又是各个人物自己的正义观体现，其冲突解决只能由永恒正义来和解。所以，悲剧中展现了人的尊严也揭示了某种永恒的正义，这当然也必然对法哲学在方法上和内涵上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中西法哲学观的比较
法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追求现实共同体的善，都在于解决现世的人与人的问题。下面的论说将建立在法哲学等同于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
不管我们说西方“法治”，还是中国“人治”或“仁政”（梁启超语），我们都必须首先了解中西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发展路径。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起源，都是以自然哲学为开端，而后转为关注人自身的哲学；都以神话解决了人的起源问题。可不同的是西方后来由宗教来解决人的未来，通过来世来安定现世的人；而中国却发展了某种伦理道德来解决之。西方承认人的人性和神性，以神性来指导人性；而中国尤其儒学发展的伦理首先抛弃了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礼乐安定人间秩序，以礼乐协调人际情感，以祭祀祖先作精神依托；对于人的将来，孔子认为人性向善，通过不断学习而达到人生的目的。即“人之性”，“人之道”，“人之成”。
从宗教上看，若以某种宗教派别来看，中国是不存在宗教的，中国人自古都不敬畏鬼神，鬼神只是我们用来完成我们目的、价值的手段罢了。但若谈及宗教情操，东西方是有共同之处的：西方宗教表现了人们对于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是一种对于超越价值的共同直觉与献身。【12】在中国儒学则强调伦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适当距离的实现。儒家首先讲自我，即一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然后到人我互动，强调礼法与情义——法是基本规范，礼则是较高尚的安排；而且礼又必须扎根于人的情感，即“仁”——自觉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可以抉择但必须对自己的抉择负责；承认自我与他人之间有密切而对等的关系，由此展开情与义，人才达于至善，“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达到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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