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立法成本/刘建昆(5)
(三)所立法律的成熟程度。法律的成熟程度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是该法律在客观上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是经济基础的需要――或者说是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描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其次，从法律颁布时间角度也可以观察法律的成熟程度。一部好的法必须是在最适当的时间颁布，以减少成本并且取得最佳的时间效益。 立法超越现实和滞后现实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乏其例。
(四)立法的技术性因素科学与否。一部立法技术高的法律，应当尽量减少非逻辑的，相互冲突的因素。法律的体系化科学化正是由立法技术得以体现的。好的法律会因其规模产生效益，而立法技术不高的法律，体系内部相互冲突，相互矛盾，造成守法者无措手足，执法者也无法可依，大大增加立法成本:主要是法律强制力价格的上涨，其危害性后果有甚于无法。
(五)公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及其习惯的行为方式。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基础对法律的需求是可以分解为社会主体个人的需求的，即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偏好。 我们不否认法律可以改变公众行为，因为法的规范功能中具有教育功能 。但是既存的人们的习惯的或者倾向的行为方式对立法成本有很大的影响。立法如将其规定为违法状态，并试图改变它，较之顺应该习惯或倾向的立法要大大增加成本，尤其是动用国家强制力教育、纠正之的成本支出。
(六)执法者的素质及其工作效率。假如我们可以假设执法者具有一种极为可靠的能力:他将发现所有的违法行为并给予相应的处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违法现象将被降低到极低的水平，这时，法律强制力的支出大大减少，庞大的执法机关的存在就没有了必要，立法成本的价格降至很低。但是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极难实现。因为信息不完善也存在于执法领域，也就是说违法的“黑数”存在。这就为违法者的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或者说是诱因之一。尤其是违法对
于个人存在较大收益时，问题会更严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结论:最大限度的提高执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是减低立法成本的途径之一。例如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为其配备较好的工作条件等。而且，立法时就必须对查获和定罪的几率加以预期，并据此决定国家强制力价格中违法成本的价格:对高效率部门投入较低惩罚，对低效率部门投入较高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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