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之解读/毛德龙(2)
第四，新公司法增加了多条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回应了在旧公司法在实务操作中的困境。旧公司法运行十二年，其中发现问题最大的是实务操作的困难，尤其对于中小股东的保护极为不利，一些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缺乏发表意见的机会，有时一些大股东甚至完全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几年不分红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是，旧公司法赋予中小股东救济的途径却非常少，以至于中小股东投诉无门，只有忍气吞声。新公司法吸收了最近几年学界研究的成果，十分注重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对于股东代表诉讼、股东转让股权等规定进行了补充和细化，给我们现实的司法运作指明了方向。
第五，法院的地位在新公司法中得到充分尊重，司法救济已经成为解决公司法争议最主要的途径。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地位和作用已经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但是由于旧公司法规定过于笼统，没有预料到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情况，使公司法上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司法的保障。新公司法十分注重权利的司法救济，很多条文直接规定纠纷由人民法院解决。例如：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六，新公司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规制，尤其加强了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限制。在近年来，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屡屡发生，中国股市持续低迷，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更是令人痛心。新公司法相较旧公司法而言，比较注重公司法与证券法的衔接，对上市公司的组织架构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并要求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更加注重维护中小股东和股民的合法权益。
第七，新公司法反映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董事、监事、股东、经理的权利制约更加精致。公司治理结构是整个公司法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年来研究成果可以说是相当丰富，新公司法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使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的权利更加趋于平衡，相互之间的权利制约更加精致。如，新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就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这一规定，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务界的董事和监事权利滥用的问题。
第八，新公司法基本解除了对公司的转投资限制和对公司股东担保的限制。公司的转投资限制和公司对自己股东担保的限制是旧公司法中重要的禁止性规定，但是这两个限制也屡遭学者诟病。新公司法终于取消了这两个限制，赋予了公司经营活动更大的自由。新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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