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研究/王学孟(2)
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机关采纳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建议，在现行刑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与玩忽职守行为并列为犯罪行为，从而增设了滥用职权罪，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滥用职权犯罪行为按照玩忽职守罪处理的尴尬局面。
第二部分、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指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具体讲，应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据此，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也应包括四个要件，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主体。“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对此，刑法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主体特征以及主观方面，理论界乃至于司法实务部门争论颇为激烈。” 犯罪构成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对此作重点论述。
一、滥用职权罪的客体问题。
（一），滥用职权罪客体的表述及争议。
1，滥用职权罪客体与渎职类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客体表述具有一致性。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我国刑法依据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把犯罪分为十大类，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从这点可以看出，滥用职权罪的客体与玩忽职守罪的客体的表述一样，并且与渎职罪的客体一样。
笔者认为客体表述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沿革与立法技术方面。首先从立法沿革来看，滥用职权罪是从玩忽职守罪分离出来的，或者更为准确的表述是，现行刑法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是从1979年刑法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他们是一分为二，带有相同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具有相同的犯罪客体。其次是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都是“口袋罪”，这两个罪都规定的比较原则，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漏罪，防止对于一些滥用职权犯罪的行为以及一些渎职犯罪行为无法可依。将滥用职权罪的客体规定得比较原则，具有科学性。因为滥用职权罪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在不能穷尽各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规定滥用职权这样一种比较原则的犯罪，符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严的要求。在滥用职权罪的总体规定比较原则之后，其客体就不可能具体，只能高度概括，这样才能达到从严治理各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的目的。
2，“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表述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将滥用职权罪的客体规定为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不够科学，这样不能区分滥用职权罪与其他渎职犯罪，而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正当性取而代之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的行为存在于国家机关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依据行政法理论和其他理论，行政权具有膨胀的性质，各种权力人都力图将权力用尽，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被滥用，单纯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正当性”的这种表述不能很好的界定滥用职权所侵犯的客体。渎职罪类罪名中有很多滥用职权罪的特别法条，这些特别法条都规定了特别的客体，它与滥用职权罪在客体上是能区别开来的。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不仅可以从客体上区分，而且还可以从主体、客观方面等区分开来，所以没必要为了和其他犯罪区别开来而改变滥用职权罪在客体方面既有的规定。另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正当性”的表述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表述具有相似性，所以没有取代之必要。关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表述是否有必要修改，本文后面还将进行论述。有的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但认为滥用职权罪的规定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公务活动，规定单一客体并不影响打击滥用职权犯罪，为了表述的简洁和突出重点，宜规定单一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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