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改革/罗辑(2)
二，调解程序被滥用，有碍司法效率的提高。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并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但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各个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法官可以根据自己对案件的直觉或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发表意见，甚至书记员也可以对案件发表看法，反反复复，对案件调解的随意性很大，能调就调，不能调的也调，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得不到实现。同时，《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第六条：“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很明显，这两条司法解释使法院滥用调解有了更有力的保障。因为除了规定中“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的这些案件，只要法院认为“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就应当调解，而且，实践中法院可以很容易的做到“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然后，名正言顺的使“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案件就可以无限期的处于“调解”状态，这严重影响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效率与公平的时代主题相背离的。
三、调解权力被滥用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及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不但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而且“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如果说法院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以便使案件得以及时解决，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委托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就有些让人不明就里了。法院对案件的调解过程是一种司法权力行使的过程，司法权力只能由国家的专门机构法院行使，这种权力是不能转让或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行使的。所以，“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是没有法理上的依据的。实践上也会降低法院司法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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