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正义的操守——律师职业的“非道德性”分析/刘英博(2)
由于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联系之处在于律师职业道德的部分内容和大众道德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体现的根本目的在于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大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民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成为一般大众的楷模，其原因在于：（1）律师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大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看，律师职业道德仅是通常所说的大众道德一部分，并不存在特殊性。
律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和大众道德的区别之处，这是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易为大众所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以无罪的基础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以保护己方当事人的利益为优先等等，这些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主要偏重于对己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追求却是次要的。此外，大众产生误解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完成法制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大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统治地位。现代律师的作用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
（二）律师职业技术使其职业道德体现出“非道德性”
1、律师职业拥有理性的法律思维方式
法律运行的特点是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性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正是这种理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作为法律职业团体的一员，律师并不拥有该团体的所有思维方式，由于制度设计的目的、律师在程序中所体现的作用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律师拥有如下的思维方式：（1）依靠法律程序为思考设定框架。程序对于律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律师介入案件，对案件思考，参与案件的审理，为当事人的利益奋斗，这所有的诉讼活动都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违反了程序的规定，律师的行动就是违法的、无效的。法律程序一开始就通过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或辩护关系的确定等程序为律师选定了阵营，他的思考方向、利益选择就随之确定，还要亲自参与案件审理的“过程”为当事人利益奋斗。因此，法律程序就首先作为一个框架确定了律师是一方利益的代言者这一确定的思维方向，成为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指南。（2）思维保守，不轻易应承案件的成败。律师的职责就是替当事人说话，而不是越俎代庖替法官作出判决。有些当事人出于各种目的想预知案件的结果，在咨询律师的时候要求其对案件的结果作出预测。律师没有审判权，案件的审理也不是依照个人的意愿进行，审理的过程充满了未知的变数，虽然律师会做出分析，但决不会随意应承胜败。这样才是真正的对得起当事人的委托而不是盲目的吹嘘。至于有些律师在接案时就说“我一定能打赢”这样的话，其实是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能力，追求的是其个人的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这是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的违规行为。（3）注意逻辑推理和证据的堆砌，慎重对待感情因素。“情”、“法”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法律思维并不绝对排除感情因素，但却与其有着严格的界限。律师的任务就是充分运用法律思维、运用证据、分析法理，构成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作出理性的判断，让案件的结论经得住推敲，让人信服。虽然法律人也有感情，但是会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谨慎的斟酌涉及感情的问题。（4）追求法律证明的“真”。现实生活中的“真”是绝对的真，是客观事物反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情况。法律的“真”指通过法律思维将事实在证据的基础上，在法律的框架内还原。当然，有时这种还原可能还给事实一个本来面目，但律师最终所追求的还是符合法律要求的，通过有效证据支持的“重构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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