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引发的思考/阮能文(5)
（三）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民注重调解的习惯，符合普通百姓的心理
由于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更多体现为一个“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普通百姓把打官司看成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而不是动辄对簿公堂。有西方学者曾这样说过：“在远东，法不过是为了确保社会秩序采取的第二位的、从属的手段，而且人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在那里，人们觉得社会构成的和谐只是我们在自然和宇宙中看到其范式的普遍和谐的一部分。法带着枯涩的逻辑推理和外部强制的一切属性，是一种很幼稚的维持秩序的方法，适合于野蛮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自愿服从的，在家庭、部落和村落发展起来社会共同体中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在其渊源上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由传统和谐地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总体。但是这些规范的目的不是使每一个人获得他应当获得的东西，而是使社会构成处于和谐状态之中。结果，解决纠纷不是在战场上留下胜者和败者，而是每一个追求自己权利的人必须注意，让对方‘保存自己的面子’。因此，在远东，权利的实现，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法官作出一胜一负的判决，而是和平的调解、心平气和的调停。”[10]上述堪称经典的论述表明，在被害人在自己利益受损尤其属于轻微纠纷时，普通百姓很不愿意有强大司法机关的主动干预，他们深知公权力的介入使其在受到一定保护的同时需要承担巨大的代价。
在法释[2000]3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情形中，如果肇事者与具体受害人能在赔偿数额上达成协议且肇事者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这样，既能满足普通百姓的心理，又能很好维护社会稳定，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刑罚权实无主动介入的必要。
（四）该规定体现了形式的、机会的平等，并不违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由于人都希望得到尊重，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平等的要求素来有之。但是，何为平等，迄今还没有一个能让多数人接受的概念，只是形成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是平等概念的基本要求的共识。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能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能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11]。“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即在对不法行为人科以刑事责任时也必须满足“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待遇”的基本要求，在刑法理论上，则表现为刑事责任承担的平等性，也就是不法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不能因行为人的财产、家庭、身份、学历等而有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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