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谐社会构建中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与完善/邓子文(3)
首先，从实践的角度考察，近年来，在传统刑事政策模式下，司法机关总是将查处犯罪案件的数量特别是大案含量作为工作目标和衡量政绩的标准，而普遍忽视预防犯罪工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落实不到位，一些老实认罪的不一定能得到从宽处理，一些狡诈顽固拒不认罪的有时因证据缺位反而逃避了制裁，导致此政策一度被曲解为司法机关一种骗供手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因没有相应完善的操作规则和配套的社会政策而收效甚微；看守所、监狱等监管场所成了大染缸，一些原本恶习不大的轻刑犯、偶犯、初犯、过失犯、未成年犯进去后不但没改好，反而恶习更深，回到社会后又重新犯罪，导致累犯、惯犯、重案犯增多；惩治犯罪的任务全部落在司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只靠单一的刑罚手段对付犯罪，在犯罪高峰期总是试图通过重典严刑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开展了一年一度的“严打”运动和专项整治，在严惩严重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固然收到了阶段性的惩治效果，但却因缺乏配套健全的刑事政策体系而收不到预防长效，控制不了犯罪多发高发态势。近年来，我国犯罪率一直呈增长趋势，据统计，全国法院于2004年共一审刑事案件644248件，判处罪犯767951人，比上年分别上升1.5%和2.8%；2005年共一审刑事案件683997件，判处罚犯844717人，比上年分别上升6.17%和10%。“严打”虽一度可以压抑人的恶性，但并不能消除人的恶性，当人的恶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爆发为更猛烈的犯罪行为，因而出现严打越猛犯罪越多的怪现象，出现社会防卫过激和反社会现象增烈的恶性循环，司法机关总处于被动应付、疲于招架的境地。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更为加剧，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社会治安形势更趋严峻，刑事政策的相对滞后更显突出。传统刑事政策在当时所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合时的，其作用是巨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政治经济文化治安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站在现代时局的角度，全面审示和认真反思我国传统的刑事政策，不难发现其中的缺陷和弊端：一是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即传统刑事政策学仅从刑法学、犯罪学角度研究，缺乏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系统研究；在刑法因果关系上，仅注重犯罪人个体原因及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而忽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及社会应负的责任，忽视社会对犯罪的适度宽容和帮助挽救。二是刑法理念的专制性，即受封建制刑法思想和刑罚报应理论影响深，专制思想严重，人道人权人本理论淡漠。三是目的、手段、措施的片面性，即重惩罚、轻预防，重打击、轻人权，重处罚、轻矫正。四是结构体系的凌乱性，由于法学界对刑事政策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科学合理严谨的刑事政策体系，没有以刑事法律的成文方式加以明确规范，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因无具体操作标准而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执行不一，以“人治”代替“法治”。刑事政策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志，应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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