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立法的六大误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的几点建议/袁国顺(2)
误区之三：在注重科技规划的同时忽视了科技行政法建设，放弃了依法行政和科技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早在1999年就撰文指出：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科技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作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吴先生所讲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各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他认为我国科技规划不少且存在问题，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滞后。我国现有的科技法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进步法》中的大量篇章是科技规划和布局，而科技进步的法律措施却过于笼统和简单，甚至没有地方科技执法的主体——在《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都没有明确地方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不仅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更重要的是能够实施和落实，达到构建科技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之目的。因此，科技行政执法必须作为法律措施之一在科技立法中予以重视。美国奥多比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最近讲，两年前韩国签发总统令打击盗版，是亚洲国家中打得最凶的，由此净化、清理了软件环境，打出了两万家软件公司来做电子商务软件，使韩国 的软件技术接近……美国。我国国务院发文鼓励发展软件，但更多的是注重降低税收，而对于光盘盗版给软件业每年造成几十亿元的损失打击不力。难怪国内软件企业的老总们说，我们宁可不要政府降低税收，而是更盼望政府创造一个保护正版软件的环境。由此可见，科技行政执法多么必要！
科技行政执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赋予了各级政府科技管理的职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科技行政管理必须依法行政。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是科技行政法，但该法却缺乏科技行政管理的手段、方法和程序等内容，致使科技行政管理无法依据法律来操作，也使科技行政立法成为“夹生饭”。
误区之四：就科技论科技，见物不见人，未能体现“以科技人员为本”的科技立法原则。江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技立法要体现这一思想，就应把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科技人员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科技人才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处于战略地位的最重要的资源，推进科技进步首先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当然也包括科技人员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指 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又充分的发展。对于推进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来说，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状态，而且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状态。因此，满足科技人员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学习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既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又是包括在社会发展目的中的科技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把科技人员当作“工具”、资本或异己力量来利用，而要把科技人员作为资源和骨干力量来保护，从而把科技进步和科技人员的发展并列作为目标。事实上，科技人员在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开发自己，全面发展自己的潜能。可见，科技人员的全面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互为目标和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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