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李飞(6)
2、从权力范围上看。根据我国宪法，中国人民代表人会主要有立法权、组织权、监督权、任免权和重大问题决定权等五大职权；另外，宪法第62条第15项还规定：“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等于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限的权力，这是西方议会所没有的。
3、从权力的行使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不是平行、平等的关系，从权力主体上划分我国的国家权力，可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另一部分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 。。因此，在权力行使上是上对下的监督的关系。而西方议会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地位平行、平等的不同国家机关行使，议会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是地位平等、相互制约的关系，各自对宪法负责。
笔者认为：西方议会制的三权分立强调权力的横向制衡，立足于权力的相互制约，平行抗衡，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理论上是从纵横两方面考虑，既强调权力的横向的制约和抗衡（在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之间），又强调权力的纵向监督和协调（立法权与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之间），因此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兼顾民主和效率的国家管理模式，有利于克服三权分立模式下议行脱节、互相扯皮的弊病。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时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尽管现实中，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其过错不在于制度本身，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尚未完全到位，有些制度尚未真正建立，比如违宪审查；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还不完善，有些制度还需进一步调整、细化、法律化，如人大代表的推选制度、人大代表官僚化问题的解决、人民对代表及人大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等。
总之，不能一遇到制度上的问题，就首先想到从整体上否定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能把西方的全看成灵丹妙药包治中国百病。建设性的态度应该是如果问题能在制度内解决，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去完善她。借鉴西方制度上的长处是非常必要的，但前提是在选药用量上必须对症，并且区别各国具体国情，唯如此才不致发生橘枳之变，对部分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为基本点，法律监督体制的设计上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二）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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