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合同的有名化/闫海

论旅游合同的有名化/闫海
论旅游合同的有名化
闫海
摘要：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保障和促进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旅游合同立法的重要意义。而诸如旅游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更和解除、违约责任以及立法形式都是理论研究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旅游合同；旅游法；有名合同

一、引论
我国旅游业虽然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但是发展速度举世瞩目，短短20多年，便突破了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外事接待范畴，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之一，在拉动内需、增加创汇、扩大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扶贫救困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已跻身世界旅游大国之列。然而，与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增长相伴随的是，旅游纠纷也迅速增加，其中由于旅行企业缺乏诚信意识，短期投机，买团卖团，恶性竞争，私拿回扣，欺客宰客而引起的占相当数量，旅客的合法权益缺乏足够的保障，因此依法治旅，将旅游业的发展纳入法制轨道是治理整顿旅游业秩序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相继制定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以及与之配套的部门规章，大部分省和有立法权市的人大也颁布综合性或单项性的旅游管理条例，［１］然而综合分析上述法律规范几乎都是关于旅游企业和个人资格和行为的管理性规定，充分体现行政权干预的思维模式。面对旅游的日益产业化和市场化，现行旅游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凸现，反映为但不限于以下：第一，行政管理的成本较高，1982年原外交部代管的“中国旅游游览事业管理局”转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国家旅游局”，其后国家旅游局成立旅游质量监督监理所（即质监所），专门负责受理旅游投诉，并逐步建立起国家、省级、旅游城市三级质监网络，个别旅游业发达的县级旅游局也有相应设置，此外部分省市还从公安、工商、旅游、物价、交通、文化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旅游综合执法总队、执法大队或旅游监察大队，采取委托授权、集中办公、统一行动的方式进行执法，但是不断膨胀机构和编制仍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尤其是“黄金周”等高峰时期，相关机构和人员疲于奔命；第二，行政权过度干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影响市场公平，甚至滋生腐败，旅游部门为加强行业和市场管理，曾自行设立了认证、许可项目，其中已有一些因为与入世承诺以及《行政许可法》相冲突而被清理；第三，减弱旅客的自我维权意识，形成旅客对有关部门的依赖性，而不考虑法律风险，单纯追求低消费，助长了旅游市场上诸如无照经营、低价倾销、诱导消费等菲规范化的现象泛滥。实际上，旅客与旅游营业人之间的纠纷绝大多数可以映射为法律上的旅游合同纠纷，而采取民事法律调整为主、经济行政法规制为辅的法律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争端，公平保障双方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行政体制向“大社会、小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型。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旅游的民事法律制度是旅游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思路之一就是法律上明确规定旅游合同的基本内容，即旅游合同的有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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