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上）/李长健(4)
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经济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围绕着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展开。其坚持自愿和示范的原则，重视生产合作和多种合作形式与分配形式并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思想理论基础。但由于他们的合作思想是基于消灭商品经济的认识而产生，其主张的合作指生产合作，而忽视产前、产后部门的合作，如商业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立全国性大生产合作社的构想，深深地影响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经济的发展，使合作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本来的方向。
3．列宁关于合作经济与合作社的思想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完成了合作制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话，那么列宁则是社会主义合作制理论科学原理的揭示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理论与合作经济理论，并全面领导了俄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运动的伟大实践。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的合作制思想基础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国家学说。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看待农民合作社运动问题。[17] 他认为：无产阶级胜利后，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化的过程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方式才能完成；土地国有是苏俄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业合作化则是实行土地国有后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列宁在对旧苏俄留下的消费合作社进行改造的同时，通过建立一批示范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为样板，推行以农业公社为主的各种农业集体经济形式。[18][19]“新经济政府”时期，以1921年3月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从余粮征集制过渡到粮食税的决议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标志，这也成为列宁合作制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列宁通过合作社的实践认识到：合作社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是把分散的农民变成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大军的最好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与劳动农民个人之间不但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农民的个人利益不能随意侵犯和取消；国家的共同利益更应得到维护和加强；国家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商品买卖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应相当发展，并且交易各方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整个交易活动应当置于国家和劳动农民的监督之下。总之，我们需要有一种恰当的形式沟通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使农民生产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并在服从整体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使劳动者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合作社就是最恰当的形式。[20] 通过合作社我们“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21]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工人创造的合作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职能作用，并爆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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