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上）——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李长健(3)
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及协调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客观需要，人类社会随之会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等），说到底都是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人们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 10。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制度的原生力量均来源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协调。
从哲学角度来看，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现实角度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空下，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建立在这种资源之上的可供人类分配和享用的利益总量亦是相当有限的。各利益群体通过自身有效的组织，利用一致的集体行动试图并展现出有能力影响其他群体或政府的决策，甚至法律的制定来尽可能扩大自身发展所需的利益，社会中的弱势集团更希望从利益强势集团那里分割到应有的利益。在利益分化的社会条件下，各社会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和矛盾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使人类社会呈现扑塑迷离、迂回曲折、险象环生的外貌，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不同个体、群体、阶级、民族、种族、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归根到底源于某种利益的冲突与争夺 1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种建设性力量，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内动力。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当利益争夺演化为空前激烈化程度后，原有的利益分配机制或社会关系及其确定制度就可能消解，新的利益分配或社会关系及其确定的制度就可能确立。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亦是在利益的推动下运行的。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的利益分化，其根本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利益的发展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发展。
在阶级社会中，利益协调往往借助国家力，以国家协调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2” 国家从控制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到国家控制阶级之间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各方利益协调的职能，主要运用制度协调这种直接的方式，而在协调的制度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协调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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