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完善论纲/叶知年(2)
无因管理虽非法律行为，但以一定的精神作用（管理意思）为要件，故属于混合的事实行为。即有为他人管理事务之事实，基于此事实，法律即使其发生法律效力。[4]
无因管理虽为事实行为，但管理事务的方法可以是法律行为，亦可以是事实行为。如管理人为修理他人房屋而雇佣工人、购买材料，订立雇佣合同、买卖合同。就此类合同而言，乃进行无因管理的方法，并非无因管理本身，无因管理仅存于修理房屋的事务之上。可见，管理人以法律行为（如管理人为修理他人房屋而雇佣工人）
为无因管理，与管理人以事实行为（如管理人亲自为他人修理房屋）为无因管理并无二样，均不会影响无因管理为事实行为的性质。
无因管理既然是一种事实行为，就不要求管理人须有行为能力。因此，民法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不适用于无因管理。但是，无因管理具有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害的特征，故管理人须有认识能力。就本人而言，他完全是被动地受到利益，不要求他具有行为能力和认识能力。
（二）无因管理的伦理道德基础
无因管理涉及两个利益：一是个体利益即本人的利益，二是社会公共利益。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为了充分尊重民事主体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意思，确立了“干涉他人之事务为违法”[5]这一基本准则。因此，任何人都无任意干涉他人事务的权利。违反此项准则，通常将构成侵权行为。同时，人们不负有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主动管理他人事务的义务。但在社会生活中，人并非全部能由自己照顾周到，而是应当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因此，人们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损害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此种行为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就成为一项社会道德的要求。无因管理制度，即在于权衡个人事务应由个人自由决定的个体利益和在一定条件下干涉他人事务所体现的社会共同利益二者的关系，规范此两种相互冲突而又有其存在合理性的利益，以期此两种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契合。它是道德入法即“道德的法律化”的典型体现。
所谓道德，是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维持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综合。“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通过减少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生活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强社会和谐。”[6]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罗马共和时期法学家西塞罗尝言：“法律为正义，而正义之基础即在于‘自然的理性（naturalis ratio）’。是谓法律即正义，正义即道德。”美国法学家庞德更谓：“法律乃道德之一部分，亦即维持社会秩序不可少之要素。”[7]从世界范围言之，“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边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伦理道德规则的汇编。”[8]而道德的法律化，主要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或伦理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9]无因管理将协调“私权神圣”的法律原则与“倡导人类互助”的道德原则作为其规范的基点，努力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以期实现社会和谐与法律公正的终极目标。助人为乐、危难相助、见义勇为的社会公德一直是人类社会大力倡导并努力追求的良好目标，人类因其个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连带互动而为社会，谋取一己之私并非社会意义的全部，人类道德上的要求发展体现为道德的法律化。无因管理制度即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协调，是“道德的法律化”在民法中的体现。一方面，民法对无因管理规定了严格的构成条件，以防止对他人事务滥加干涉；另一方面，民法又规定对于符合无因管理要件的情形，在管理人和本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使本人负担补偿费用、清偿债务或赔偿损失的义务，而不得以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未得到自己的同意而为抗辩，使以防止他人受到损害或增进他人利益为目的而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受到褒扬和鼓励，从而弘扬社会道德，鞭挞受惠不报甚至恩将仇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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