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侵占罪立法/黄乔稳(3)
我国的刑罚制度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舜、禹时代就已经有了，夏代刑法中已有专指侵犯财产的罪名，称为“昏”（其意是干坏事加害他人、当场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近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抢劫罪。战国时期《法经》的《盗法》是有关维护私有财产和惩处盗窃犯罪的法律规定。当时，贼盗律的罪名有以下几个：杀人、大盗、窥宫、拾遗、盗符、盗玺、议国法令、越城、窬制、群相居等[4]，其中的“拾遗”是指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的行为，这与现代意义的侵占遗失物罪极为相似。当时的魏国对这种犯罪适用的刑罚是死刑，即“拾遗者诛”。也有文献记载，《法经》规定的是“拾遗者刖”。无论对拾遗者适用“诛”刑还是“刖”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对拾遗行为的刑罚处罚是严厉的。可见在战国时期侵占他人遗失物是一种重罪。
到了秦朝，出现了借贷、借用以及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因而也出现了合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后侵犯财物所有人财产利益的行为。秦律对合法占有他人财物不能如期偿还或不返还的行为，以犯罪论处。例如，《司空律》规定：“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后之”。意思是说，欠官府的借贷不能如期偿还，就以强制劳役抵偿。再如，《工律》规定：“假器者，其事已及免，官辄收其假，弗亟收者有罪”。意思是说，借他人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不归还者以犯罪论处。《法律答问》中记载：“把其假以忘，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其得，坐赃为盗”。就是说携借用的官家物品逃亡，被捕获后按赃数为盗窃论罪。上述“有债于公”、“假器”就是借贷、借用关系的例证。此外，“监守自盗”等关于公务或职务侵占的行为在秦律中已经有了规定，并在其后各朝代的刑律中作为重点加以突出打击。
秦汉以来，历代刑法无不以《法经》为楷模，不断总结经验，充实内容，因而《法经》中关于拾遗的规定不断加以强化。例如，《九章律》规定，侵占财物行为按照赃物数量及所拥有价值额，来判处罪犯刑期，数额大判刑就重，直至判处死刑[5]。
隋唐以后，侵占罪的打击范围不断扩大。据《隋书•刑法志》记载：“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挚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从中可看出，此时的将拾遗行为作为犯罪行为予以惩罚的，并且处罚的相当重，以致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陷害他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鼎盛时期，财产关系复杂，法律对各种侵占行为的规定更加具体。此时，又将盗罪分为“强盗”、“盗窃”、“监守自盗”几种。其中，持有人有对他人之物实施擅自使用、诈称灭失、不偿还债务、故意错认为己有、逾期不还等行为的，以侵占行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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