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初探/邱丹(7)
（2）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适当原则。
鉴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赔偿数额上绝对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盲目攀比，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当前在我国动辙数十万元甚至更高的诉讼请求应被视为过高。同时，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在采用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由于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以非财产救济措施为主，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并非宣示争议双方胜败的必要或者唯一的手段，（12）故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宜采用象征性的过低赔偿金额，如赔偿一元。尽管有些国家有此类案例，如法国行政法院对一些损害程度不大的案件，判处精神损害赔偿费为一法郎或几法郎，但笔者认为，此类赔偿，则表示其损害程度可以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大可采用非财产性的救济措施予以救济，而不宜判处精神损害赔偿金，否则，客观上存在无必要地削弱行政机关权威的可能性，也表现出司法过程中的不严肃性，不宜提倡。关于对赔偿数额是否进行限制，世界各国的规定不同，如瑞典采用限制数额的做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为19000美元；但大部分国家对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作统一的标准化规定，而采用无限制数额的做法，由法官根据精神损害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笔者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规定上限的做法虽有利于避免过高的赔偿，但却不能适用社会的发展，而法律经常变动则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故在一定的原则之下由法官自由裁量较为恰当。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精神损害必须客观存在，才能提出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损害赔偿是客观的。但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准确的内在比例关系，受害人的精神损失难于用金钱作出准确的交换计算，同时，精神赔偿必须以受害人主观痛苦等各种具体情况为依据，故精神损害的认定存在主观性。如夫妻一方因侵权行为而死亡，对于夫妻关系较好的当事人一方，必有精神痛苦，假如夫妻关系已无法维持而在闹离婚，或曾谋害对方未果，就很可能不会因对方死亡而感到痛苦。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曾世雄也指出：“精神损害之赔偿在计算上具有浓厚的主观性，难以确定且无客观标准。”（13）为更准确地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法律应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确定是否赔偿或者赔偿适当的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领域也对这一原则作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确定赔偿金的数额，“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规定：“公民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上述两个规定的含义是人民法院有权依据案件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并指出适用自由裁量权应遵循一定规则，受到一定限制。（14）当然，法院是组织体，其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通过具体法官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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