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理关心桃农进城谈开去/马子俊(4)
利益表达，意见提上来之后，如何解决摆在眼前的相互冲突、矛盾的利益诸元，就是城市管理工作者决策过程中要解决的第二个现实命题了。这里有必要在全体城管执法者中建构利益衡量的理念。法国学者弗郎索瓦?惹尼指出：法官实现利益的取舍和衡量的方法应当是“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个的城管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程序过程中，也是一个个的行政法官，因为他的每一个决定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权益。面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元和诉求。
笔者认为应该科学分析和界定利益所代表权利，按照权利的位阶，予以处理，合理运用调解的艺术，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效果的最优。按照利益的主体分可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社会公益。其中个体利益又可以分为基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个人基本权利在城管行政活动中主要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存权等。具体权利一般体现为各种财产权利。社会公益体现为公序良俗、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衡量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的原则主要为保护合法利益、打击违法利益，遵从法律保留和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注重弱者利益，要在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公共利益优先，要认识到最大的社会公益是要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以科学的价值观及社会的总体效果来衡量利益的价值量。利益比较的方法比较著名的有利益位阶比较。根据城市管理活动中利益构造和冲突类型，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场合，一般应确认社会公共利益的位阶高于个体利益。除此之外，在个体利益相冲突的类型中，个体享有的基本利益位阶要高于具体利益，应优先保护。在注重保障相对人基本权利的今天，用经济分析法分析比较冲突的利益诸元显得由为重要。美国法学家科斯主张，在权利冲突时，法律应当按照一种能够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配置权利，或者这种权利配置能使产出最大化。
按此理论，法官在衡量过程中，“应当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计算，把自己判决所带来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哪一种博弈标准能给各方参与人带来最优的选择”。将经济分析的方法注入利益衡量的过程，对结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利益衡量提供了一种寻找确定性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经济分析法引入文章开始的两则报道，就可看出洛阳和合肥市的做法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一是无摊的做法加大了政府的管制成本，二是牺牲了市民的福利（买不到瓜或是价廉的瓜），使得农民增收困难。而“无摊城市”这样做的社会效果却不明显。因为市容整洁并不是一个客观标准，真可谓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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