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王政(3)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贝卡利亚和边沁都认为：1、犯罪必须被看成是对于社会的危害，评判犯罪的唯一正确标准是其危害程度。2、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惩罚只有在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为了预防犯罪，必须颁布和改善法律，以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3、刑罚与犯罪必须相适应。当某人已下定决心要实施某一特定犯罪时，通过苦乐计算，使他不要造成比达到其犯罪目的更多的危害，这样可尽可能地把犯罪遏制在最低发案率水平上。
三、我国刑事立法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共性东西，任何一国在制定打击刑事犯罪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时是不可能不考虑功利主义原则的，只是考虑方面不同或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刑事立法已经考虑到的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下面只就考虑不足之处做些必要简析：
（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对社会力量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们相信警察是万能的，不准许私人侦探机构合法存在，不注意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2、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没有采用广泛的“悬赏政策”，没有制定关于刑事案件检举、侦破及抓捕方面的普遍推行的悬赏制度，不利于通过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方式减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的可能性。3、不够重视媒体在预防和揭露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许多大案要案禁止媒体进行报导。4、片面强调刑事案件证人的作证义务，不注视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建设，不能有效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对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东西认识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定的法律可能保护或纵容犯罪。主要表现如：1、将行贿和受贿同时作为犯罪处理，让行贿人因惧怕法律制裁而不敢举报受贿人犯罪，受贿人因其行为得不到行贿人举报的有效制约而强化了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2、没有建立自首和主动认罪与量刑的交换制度，对自首和认罪者往往处于重刑，强化了犯罪人死不认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3、对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同案犯（严重刑事犯罪除外，如共同故意杀人等）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者没有采用“既往不咎”或“功过相抵”的刑事政策，不利于瓦解犯罪团伙或其成员结盟的意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利用人性“相互戒备”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来减少和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或认识不够科学，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欠缺客观公正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没有强调把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自身的不完美和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是片面强调犯罪者本身的过错。2、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者的客观现实”，对犯罪行为发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应承担首要责任的道理（许多严重犯罪事件，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受害人找不到合法救济、宣泄或伸冤途径酿成的）。3、我们不愿承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打击刑事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对普通民众因生活所迫进行的盗抢行为处以重刑，而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和贪婪地聚敛钱财的政府官员却无可奈何。4、我们不愿承认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们本身也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的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更需要法律的监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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