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王政(4)
（四）在罪犯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欠缺有效性，罪犯的改造成功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在罪犯改造方面我们改造理论和改造实践同样存在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之处。具体表现：1、我们不从人性、人道、秩序和规则方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说教，而是从国家和政府“施恩”的角度来对被改造者进行说教，这种说教方式难以让被改造者信服。2、我们忽略“人的道德水准具有无法精确评估和测量”的道理，忽略“个人道德水平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无关”的道理，而是将被改造者看成是一群道德水准低下的人。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被判刑入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并不表明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相反，某些犯罪者可能具有比社会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高低的歧视也往往难以让人信服。3、将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进行集体关押和共同劳动改造，让那些初犯者和非恶劣品行罪犯接触社会更多的丑陋现象，同时沾染上其他罪犯更多不良的恶习，结果其品行通过犯罪改造行为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加上我们一般社会成员对犯罪者的歧视，往往把那些曾经善良的人继续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4、我们不注重通过正当信仰（包括宗教）、隔离反省、文化教育等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心灵上的净化或救助，而更多的是通过铁窗镣铐和劳役之苦来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不符合“攻心为上”的改造人的“效率”法则。
四、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需要大智慧的，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的，而且现实中采用怎样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作用，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求具备以下前提和基础条件：
首先，国家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关和司法官员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局限性，必须树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具体的方式如：鼓励社会不同的群众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和监控制衡来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注意加强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要强调和发挥私人侦探机构、财务审计机构、社会调查和咨询公司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使这些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去，并且建立一整套社会中介结构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凡此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对人的基本天性或本能具有相对客观或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掌握权力的人，至少不应强调其普遍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情操，相信其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对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符合人性“自私”本能的一面，认识到其最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认识到其对社会违法或犯罪率的上升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国家和社会监督及管理的对象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要知道，普通民众是不具备腐败的资格和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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