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对象若干问题研究/徐光华(17)
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社会活动中任何行为主体的实践活动都是基于一定客观事物的活动，必然具有一定对象性的活动。缺乏一定的客观对象，人们的认识活动从何而起，人们的行为活动从何而为。犯罪行为虽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但其行为原理却同一。有犯罪行为，就必定有犯罪对象，没有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就无所指向，也就没有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存在。在脱逃罪中，一定的监管场所就是脱逃行为的对象。没有这些监管场所的可以剥夺、限制在押人犯人身自由的牢门、警戒线，就不会有什么脱逃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脱逃罪的犯罪对象是实施脱逃行为的犯罪人自身。该观点认为，脱逃罪是犯罪嫌疑人（这里指脱逃行为的实施者）在自己人身被司法机关关押的状态下实施的摆脱这种关押状态的逃跑行为，其逃跑的场所既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看守所，还有可能是押解的路上，无论在哪种场所逃跑，都因犯罪人由被关押状态非法变成自由状态而构成了脱逃罪。脱逃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对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监管秩序，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司法机关是权利主体，而被监管的犯罪人或犯罪嫌疑人是义务主体，两种主体之间的监管秩序通过具体的义务主体被关押而体现出来。犯罪人实施脱逃行为，就是把自己由被关押状态非法地变成自由状态，从而使某一具体的监管秩序因丧失被监管对象而受到破坏。不难看出，犯罪人是通过改变犯罪人自身所处的状态来破坏监管秩序这一脱逃罪的犯罪客体的。结论自然很清楚，脱逃罪的犯罪对象是实施脱逃行为的犯罪人自身。
虽然理论上对于脱逃罪的犯罪对象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但理论的争议不能作为否认犯罪对象存在的理由。上述有关脱逃罪犯罪对象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脱逃罪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都不够全面。笔者基本上同意第三种观点，即认为脱逃罪的犯罪对象是实施脱逃行为的犯罪人自身。按照我国权威《刑法学》教科书所指出的，脱逃罪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正常监管秩序。 这种监管秩序要求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处在一定的位置，离开了特定的位置便是对监管秩序的破坏。因此该正常监管秩序的体现最终还是落在实施脱逃行为的犯罪人自身。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脱逃罪的犯罪对象应当指司法人员正常的职务行为。笔者认为，司法人员正常的职务行为并不是正常监管秩序的客观表现，司法人员正常的职务行为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正常的监管秩序。正常的监管秩序是靠被关押的人保持正常的位置来体现的。试想，如果被关押的罪犯将监管人员殴打致重伤，使其不能履行监管义务，但并没有实施脱逃行为，显然该行为不成立脱逃罪，正常的监管职务行为只是对监管秩序的维持，而犯罪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处于正常的位置才是正常监管秩序的体现。刑法设立该罪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些司法人员正常地履行其职务，司法人员的监管行为只是维持正常的监管秩序的手段而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这些被关押人员处于既定的位置状态。第二种观点将该罪的犯罪对象界定为一定监管场所的牢门、警戒线等。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却是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认为，在行为人实施脱逃罪的犯罪行为时，作为犯罪客体的正常的监管秩序必定遭到了破坏，但按此观点，把犯罪对象界定为一定监管场所的牢门、警戒线等，而作为犯罪对象的监管场所的牢门、警戒线等在行为人实施脱逃行为时却没有遭受任何侵害，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动，这显然是不符合犯罪对象和犯罪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有的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该观点本身并不科学，犯罪人并没有对这些所谓的对象施加什么影响，而且，如果行为人在押解途中逃跑呢？这时犯罪对象又是什么呢？这反而增强了脱逃罪无犯罪对象的证明力。
总共25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