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谢侃(4)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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