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 凸现社区矫正的人性关怀/高汝成(6)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矫正对象帮助保护制度的思考
（一）更新观念,打破思维定势
一是积极渗透社会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社区矫正要注意“社会工作者参与者”的特色。有学者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法律是基本规范、社会工作是成功的核心、志愿者是辅助力量”，要建立专职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12］社区矫正过程中,需要政府与社会明确责任,合理分工,规范权力运作。政府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公共财政保障制度,“购买社会服务”。社区矫正工作也需要政府与社会合作，要实现矫正对象、矫正场所、矫正工作者的社会化，推动矫正工作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积极运用社会管理的理念，积极组织社团和社会工作者参与试点，确立了平等、尊重、接纳、助人自助、注重教化的社区矫正模式。打破传统重型思想观念的定势作用,克服思想偏见，消除和减弱对出狱人员的歧视，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自信力；树立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观念，充分整合社会资源,落实多渠道帮助保护措施。二是丰富帮助保护的内涵。在社区环境下，罪犯易因犯罪标签受歧视而心理自卑，或进一步演变为一系列的心理障碍。对矫正对象及时进行心理危机的预防和干预，有助于解决心理问题、树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对提高矫正效果作用明显。部分试点地区开展由专门的心理矫正机构参与矫正，取得了好的效果。心理矫正起点高，难度大，需要专门人才操作进行，因此，在社区矫正中依托心理矫正机构和专业人才，研究心理矫正项目和开展心理矫治是十分必要的。三要在惩罚与帮助保护之间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惩罚性是刑罚的本性,无惩罚性便无刑罚。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是建立在社区行刑的基础之上的，否则，社区矫正机构就成了社会福利机构。要克服重监管轻矫正的现象，也要克服超越刑罚的界限进行帮助保护，要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使帮助保护措施的落实与刑罚的执行相得益彰。帮助保护的感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惩罚的负效应，激活其悔过自新的内在动力。但片面、过分地强调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甚至脱离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去谋求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就会损害刑罚的惩罚机能，背离社会的正义诉求。对矫正对象的帮助保护是具体、现实的，要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胡萨克博士所说：“不同国家的不同物质条件，将会影响是否尊重个人权利和在什么程度上尊重个人权利。”［13］
（二） 修改关于矫正对象外出的制度
公安部《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1995年2月21日公安部令第23号发布施行）的规定结合现行《刑法》第39条、第75条、第84条之规定来看，尽管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经过执行机关批准后，可以离开所在的县、市或迁居。但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允许外出经商的制度，仍然有效。那么，是否允许他们外出工作或打工呢？由于社区矫正对象仍然处于服刑期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对他们来说就是禁止的，因此，对于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外出打工也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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