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优先权的适用及其除外/罗亚海(3)
二、股权优先权制度的法学理念依托
（一）公司章程：优先权的制度契约前提
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6]见《公司法》第11条。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6]关于公司章程性质，英美法系学者侧重于从章程的效果角度，认为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即对公司及其股东有约束力，如同公司的每位成员因合意而成立的一个合同，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契约的特性。更为普遍的观点则认为，公司章程是社团法人的自治规则。因为公司章程一经批准，其效力及于公司及公司所有成员，即公司章程的效力并不局限于参与制定章程的股东或发起人，而且从公司章程的内容和作用来看，由于公司章程的内容涉及到公司的组织原则、业务活动范围、公司内部管理体制等各方面,是公司及其所有成员的基本活动准则,它对公司从设立到解散过程，始终具有全面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观点的分歧，并没有抹煞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内部宪章，它是公司及其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这种合意和规则就意味着股东对有限公司稳定性和对出资资产所有权接受限制的一种允诺。
股权优先权的前提是公司章程的存在，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和存续过程中，股东都要按照自己对所有权受到限制做出允诺，对这种优先购买承担容忍的责任，这也是股权优先权存在的意识基础。对这种承诺的改变只有其他股东的同意或章程的规定，因此股东优先权只有在“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和“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7]见《公司私法》第72条,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7]才被排除适用。
（二）私法公法化：股权优先权是法的本位博弈的结果
私法自治的灵魂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是为解决适用习惯法的冲突而设置的，[[8]《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第412页。][8]“在不知不觉中，契约理论的发展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如果说在19世纪契约的存在和发展的确是事实，而在此之后50年里逐渐奄奄一息并趋于死亡则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参见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9]由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必要，私法日益受到公法的控制，私法的传统概念、制度和原则面临挑战。许多传统、典型的私法关系，已由新的法律关系所调整。私法的价值取向也由个人本位向着社会本位发展。调整方式也由原来的纯私法调整转变成为混合型调整。私法自治原则，在剧烈变化后的现代社会中，正一步步丧失其阵地，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社会利益的衡平。而对于私法的世界观即平等观来说，私法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已越来越成为空中楼阁——不切实际。[[10]涂斌华《私 法 的 死 亡——兼论私法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私法》，见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974 。][10]私法的整个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私法已经死亡”[[11]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11]，在这种理念下，作为私法的《公司法》也就屈从这种发展趋势，出现一种混合调整的制度，以达到对私权“滥用”的限制，两个本位的博弈催生了股权优先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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