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诚信原则”——以法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罗亚海(2)
诚实信用在最初作为一种道德规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法的补充而对社会起着某种调整作用。随着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发展，这种倾向对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重，社会经济生活动荡不堪。为了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被引入法典，开始了诚实信用的法学之旅。法律之吸收道德观念，始于罗马法[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在罗马法上，诚实信用观念体现在一般恶意抗辩诉权中。诚实信用原则与一般恶意抗辩同出一源，具有同一意义。法国民法的制定，正值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不受任何约束地、毫无限制地榨取剩余价值。所谓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因此，法国民法典未采用罗马法一般恶意抗辩诉权，仅在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此所谓“善意”，即诚实信用。但在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支配之下，上述条文只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充，在法律实践上难有实际意义。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当事人可依约定排除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至此，仍未越出契约自由的范围[转引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
随着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转化，立法者不得不更加注重道德规范的调节功能。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关于一般恶意抗辩和善意的零星补充性规定，己经不能满足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开始由道德规范向着法律制度发生异化。于是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日本于战后修订民法典，于总则编第1条2款，明定诚实信用原则为民法之基本原则。我国台湾于八十年代初修订民法总则，鉴于最高法院态度保守，过分拘泥文义，误认诚实信用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致妨碍法律进步，故于总则第148条增设第2款: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系属帝王条款，君临法域之基本原则。[扬仁寿《法学方法导论》[M]1987年修订版，第171页。]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履行和解释，而且最终扩及于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成为民法之基本原则。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究其本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梁慧星《民法》[M]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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