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研究/李长健(6)
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合作经济组织异化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资本支配成员劳动的其他组织体，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农民合作组织产权制度安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组织成员产权不能上市流通问题、合作经济组织积累的归属不太清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会影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从而最终影响分配制度的和谐，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规范、整合和改革。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安排时，我们还应处理好合作经济组织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间的关系。合作经济组织利益分配制度应对应着特有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安排。这种分享安排同样是一种分配关系的安排。在合作经济组织正常运作时，组织成员应如何分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合作经济组织出现经营风险时，债权人怎样行使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在合作经济组织解散、破产清算时应如何处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等等问题都是制度安排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组织制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和谐的主体性影响
组织制度，又称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机构制度。诺恩（Douglass North）在研究西方世界近百年变迁后告诉我们：“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是重要的，制度与市场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更能为经济增长提供空间和激励。如果我们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本制度、产权制度和其他制度看作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则性制度的话，组织制度所确定的组织就是适用这些规则的人，组织制度就是体现合作经济组织意志的主体性制度。这种主体性制度对分配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来说，一种公共产品的集体选择问题的分配制度需要组织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关键性行动。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组织制度安排时，要坚持“民管”原则，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分配发展要由组织内的农民共同参与进行，使农民真正成为平等的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人。这里的“民管”（democratically-controlled）是指成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经济组织实施控制，体现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民主控制”特点，而非民主管理（democratically-managed）。其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应充分体现劳动者的结合，要对法人成员进行必要的人数限制或投票权利的限制，体现合作民主的实质，保证农民成员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控制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征求意见稿）》第18条就有类似的规定。 最后，要科学架构投票表决权制度。在确立“一人一票，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股金数量、交易量等建立补充的按比例投票制度，即用“一人一票＋比例票”的投票方式进行投票，使农民成员平等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并对一个组织或成员的投票比例作出严格的限制，如不超过5%等，从而使成员获得权益相对公平，防止弱者联合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成富人的“俱乐部”和法人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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