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 “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王占洲(4)
（三）未成年人
我们之所以将未成年人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程度较弱的一般标准，主要是基于未成年人相对于成年人在生理发育上尚未完全成熟，一方面，这种相对的不成熟直接反映在与生理发育相关的行为能力上，其在行为能力上当然有别于成年人，当然这种区别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表现具有相对弱于成年人的行为能力，尽管有时个别案例中未成年人也可能表现出强于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但这并不能以偏概全的以此证明未成年人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社会危险性也等同于成年人，基于未成年人相对未成熟的生理能力，从总体上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程度弱于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心理发育的程度与生理发育的程度是基本相一致的，或者说是生理发育的程度制约了心理发育的程度，未成年人相对未成熟的生理能力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相对未成熟的心理能力，在这种相对未成熟的心理能力的支配下，未成年人策划并实施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当然明显小于成年人。一般来说，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实施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具有较弱的社危险性，这也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对其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因为当他们同那些顽固罪犯在狭小空间内长时间接触时很容易受到伤害或污染，这是我们现有的看守所管理制度很难避免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
我们将此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二层面的依据。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备了实施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的生理能力时，只表明其有能力实施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但却并非表明其必然地会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关键还要看其心理上是否具有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内心起因，因为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分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要比分析生理因素复杂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人的主观心理所特有的不可直测性所决定的，从心理学上讲，人的主观思想在其通过语言、文字或者行为表达出来之前，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或者也可将其称为人的内心世界，外部的手段包括测试或仪器等均不能直接地对其做出测定。有人试图用测谎仪来证明仪器对人的主观思想的测定，但我们要注意这种测定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却并不是对思想的直接测定，根据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其判断被测试对象是否说谎的依据是自然人在说谎时有别于正常情况的生理反映，也就是说测谎仪只是根据人的生理反映来推断人的主观思想，而并非直接看到人的主观心理，因而其充其量也只能是对人的主观心理的间接测定罢。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存在于外部的刺激主观心理的原因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人的主观思想在外化之前虽然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割裂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相反，人的主观思想在很大程度决定于外部世界的因素，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人的主观心态。而我们知道外部世界是复杂多样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其直接决定了人的主观思想的复杂性。具体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分析上更是反映出外部刺激因素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因为无论是对其可能采取的强制措施还是将来可能判处的刑罚，都直接的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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