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王占洲(2)
第二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乙涉嫌抢劫致人死亡，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其在此之前因盗窃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第3年再抢劫并致人死亡，符合累犯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乙罪名成立极有可能被适用死刑，该因素的存在使得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希望促使其逃避刑事诉讼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当然其所表达的也仍然是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乙认罪伏法求死心切，其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我们只能说乙可能被适用死刑这一因素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第三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这在司法实践应当是最常见的情况，无论是强化因素还是弱化因素均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的依据，而且基于对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概率的认识，在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变为现实之前这种依据都还不能称之为确切的依据（注意确切的依据不同于现实的依据，这里所指的依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不是确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使证明结果完全具有排他性的依据）。那么当两种因素共同存在但都不足以使自身推出的证明结果具有排他性时，其更是处于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在这种时候即便只是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也具有着证明的复杂和交叉性，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预测两种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确认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二、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也不可能单纯是决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与决定无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或者减弱因素与加强因素，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存在并通常处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因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判断它绝对有或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既不要求也根本不可能达到绝对化），而只能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每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都同时受到另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的削弱和非合理化可能性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两种因素所具有的证明力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时如何对证明力进行评价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中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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