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当防卫权的另一种思考/樊晓周(3)
从以上分析看，无过当防卫权是公民不愿也不能让渡的，国家没有能力代替行使的权利。因此，国家在分配共同防卫罪犯的权利上，不得不把国家刑罚权无能为力、对公民却生死攸关权作为公民的权利保留，而且公民对于危及自己健康和生命侵害必然会誓死抵抗。这种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无过当防卫权的恰当结合，无疑是最好的对抗社会犯罪的契约。
二、设立无过当防卫权能有效降低暴力侵害人身安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非常严重，存在着剥夺受害人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破坏性极强。法律及国家刑罚虽然对各种犯罪都都有严厉的处罚，但国家刑罚权只能停留在犯罪发生后的社会秩序补救的层面上。在预防作用上，仅仅起到抽象意义上的威慑作用，对于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犯罪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在犯罪进行时，法律并不能及时保护公民权利，防止社会危害的发生。作为正在受害的当事人以及“见义勇为”的勇士，却身处预防罪分子斗争的第一线，如果剥夺他们对于暴力危及人身犯罪的无过当防卫权，无异于放任社会危害的扩大。
作为防卫人（包括受害人和“见义勇为者”），在进行防卫时也是采用暴力手段，对侵害人也造成一定的危害，但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社会安全为目的斗争非但不是对社会的危害，反而对社会有所贡献。与暴力侵害对比而言，公民的健康和生命有了继续的可能，而犯罪分子的危害也能得以有效制止，对社会危害的降低有显著意义。对于见义勇为者的高尚行为无疑也是一种鼓励，这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果吗？
从侵害人和受害人的权利分配来讲，侵害人的犯罪行为本身违法而不为社会所接受的，而受害人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合法行为与社会危害的减小和刑罚权有相同的功能，不法侵害人在进行暴力侵害时，显然已经对自己没有侵害手段和强度的限制，同时又置法律于不顾，而此时我们却给合法的受害人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无疑不利于对合法权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公民这种权力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一旦失去，不可复得。邪恶人有无限的侵害的“权利”，而正义人却没有行使无过当防卫权的权利，无疑是对邪恶人开了方便之门，而对受害人戴上了限制手脚的枷锁，这样，法律的价值与法律追求的正义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国家刑罚权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地缩小社会危害，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那么，在国家无力阻止暴力犯罪危害社会的时间、地点、环境下，公民争取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同时又防止了社会危害发生或者扩大的行为。法律保护和鼓励受害人的斗争，给予公民无过当防卫权，无论对于公民个人还是对于国家、社会都是有利的，这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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